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南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一群小孩在炎炎烈日下追逐玩耍。为首的一个小男孩跑得满头大汗，一脸通红，从后山的小松树林一阵风似的跑到村后的小竹林里，后面跟着一群小男孩儿小女孩子，玩累了又回到村口的小祠堂。住在祠堂后面的炳根大叔手摇一把蒲扇，正坐在自家门口纳凉，这些小孩又围过来嚷嚷着要听故事。
这个炳根大叔年轻时可真是了得，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担任过少共宁安县委宣传部长，游击队大队长，红军长征时因患眼疾没能参加。红军长征后，红色苏区一片白色恐怖。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炳根大叔四处漂洎，解放前夕才回到家乡，到村里大家几乎都认不出他了，不到四十岁的人，满头白发，当年由于眼疾没能得到及时医治，眼睛几乎失明，到家其实也没有家了，父母在他离家后思念过度，两年内分别辞世，唯一的哥哥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从此没了音信。
刚解放那几年，政府还没有什么抚恤，都是靠乡亲接济度日，后来落实了政策，生活才有了保障，闲来无事，他就经常和孩子们讲讲过去的光辉岁月，孩子们对他佩服得是五体投地。他很知足，常说，村子里8户人家，两个出去当红军的，出去了以后就都没有回来，牺牲了，1956年才收到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通知书。而他还活着，现在得到政府关照，他知足了。看到孩子们嚷嚷，他清了清嗓子，刚开了个头，就听见一声喊：“大明，不要闹了，没事跟我到学校读书去”。
喊话的是村里的秀才江仁贵，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断文识字，现在邻近的荷塘小学教书。叫作大明的孩子大约5岁左右，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他听见江老师叫他去读书，歪着脑袋有些不相信地问道，跟你去读书？江老师笑笑点点头。站在一旁的黑皮说，我也要去，花妮也争着要去，孩子们嚷嚷着都要去。江老师说：“你们家里事多，先都不要去，等大明学会以后教你们”。
大明说，我回去跟奶奶打个招呼。大明和小朋友做个鬼脸，一溜烟似的跑回家。
奶奶正戴着老花眼镜在家门口一针一线纳鞋底，听说仁贵要带孙子去读书，高兴的追着孙子的背影喊道：“大明，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不要跟人家吵口打架”。
大明一蹦一跳地跟着江仁贵沿着田埂走到离万家山村大约两百米远的荷塘小学。说是小学，实际上是在一个祠堂里上课。全校只有江仁贵一个老师，三个年级，不到二十个学生。这群学生正在祠堂门口嬉闹，看到老师进了祠堂，不知道哪个喊了一声“上课喽”，大家便一窝蜂似的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没有桌子，凳子是祠堂里常见的约一尺高可以坐几个人的长条板凳。
大明看到同学们都纷纷坐了下来，他楞在那里，不知道自己该坐在那里？江老师指了一下，大明就在年龄较小的同学旁坐了下来。
江老师轻轻咳了一下，目光扫视了一遍刚刚安静下来的同学们，慢声说道：“今天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新同学，是从泰平市来的。他的名字叫江大明。大家欢迎”。
同学们都友好地鼓起掌来，纷纷转过头来看着江大明，交头接耳议论起来。江老师说：“大家安静，现在开始上课。今天下午的课是三年级的语文。一、二年级的同学做上午布置的作业”。
江大明第一天来上学，没有课本，也没有作业，无所事事，索信他就听江老师上的三年级的语文课。
荷塘小学实际上是村民自发兴办的一所学校。政府的教育部门没有备案，国家是不认可的。因此，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还不能算是一所正规学校。但是政府办的学校离这几个村子至少也有二十几里远，翻山越岭，道路崎岖，小孩子来回走读确实很不方便。因此，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大多数都没有上学。
这一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按照南方的风俗习惯，这一天要喝“红丁酒”。也就是村子里凡是上一年生了男丁的，盖了新房的，都要在祠堂里摆酒庆贺。村里的男人，不论大人小孩，都可以上桌白吃白喝一天，以示祝贺。荷塘村的“座堂公”也就是村里辈份最高、年龄最大的九爷，此时正坐在祠堂酒席上席喝酒。他看到在祠堂前跑来跑去疯玩的孩子，轻轻地抿了一口酒，对众人说道：“这么多娃儿不去读书也不是个事，我们世代贫穷也是因为吃了没文化的亏。邻近万家山村的江仁贵读过几年私塾，是个秀才，何不叫他来教娃儿们识几个字”。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
这年的元宵过后，九爷柱着拐杖，颤巍巍地和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到距荷塘不远的万家山村，上门请江仁贵出山当先生。
江仁贵一听此事，连连摇头推辞：“使不得，使不得，我自已才读了几年私塾，最多只有小学水平，哪里能当先生，岂不误人子弟”？
九爷好说歹说，江仁贵才勉强答应试试。言明只教语文，算术，报酬是每个学生每月2元钱，没有钱可用等量的米来抵数。
荷塘小学至此已开办了三年。学生主要来自荷塘附近的白卯坑、万家山、东坑、塘边这几个自然村。
大明上学的时候全校有18个学生，分为三个年级，绝大多数是男孩。农村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认为男孩大了要主事，要成家立业，识得几个字就不会受人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