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一共有五位兵备，高务实是其中之一，独主辽南。
之所以说“主”，是因为理论上能与他并掌辽南的海盖参将孔东儒是个武将，到了如今这个时代，实际地位远不如他这个文官。
另外，所谓海盖参将，顾名思义，只负责海州和盖州，更南边的金州和复州便不在其辖区，比起高务实的辖区直接少了一半。
再有便是，兵备这个职务，本身就具有监军之责，既然是监军，监的是谁？自然是谁驻此地便监谁的军，如今嘛……主要便是海盖参将孔东儒了。
我既有责任监督你，你敢不听我的？就好比巡抚一职(说确切点应该是差遣)，其在大明，本身初设之时便是为了监督当地官员，结果慢慢就成了当地的主官。
巡按同样如此，它是监督包括督抚在内的全部当地官员，虽然碍于本身级别实在太低，而且任职年限仅仅只有一年，没能成为地方主官，可是看看高务实在广西时的威风就知道，“监督”这个词在大明的厉害之处。
“兵备”一职，或者说这一差遣，本身并非大明祖制，追溯其源头，乃在洪熙元年或正统元年——因为史学界有争议，这个就不多说。
总之此职并非祖制，那也就是后来的“空降”官，所以兵备之下，没有相关衙门和属员，只是当其成为地方上集行政、军事、司法等多位一体的绝对主官之后，该地区的其他文武官员实际上也就都成了他的僚属。
但高务实甫一上任，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他手底下很缺文官，尤其是负责地方行政的文官。
辽东的体制，一直是军管体制，没有州县设置。譬如眼下高务实的秋冬驻地盖州，它的官方称呼是“盖州卫”，也就是说，这是个卫所，剩下的海州、复州、金州，也都是如此。
这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行政，居然是掌握在卫所手中的，而卫所的指挥使们，通通都是武官，大多还都是世袭的武官出身。
坐在兵宪衙门书房，正仔细审阅历任苑马寺卿兼金复海盖兵备们所留下文书案卷的高务实忽然一拍大腿！
“卧槽，我算是明白为什么红朝的北大仓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地区辽东，在明朝居然始终养不活自己，持续两百年一直都需要关内给它输血，一直到‘辽事大乱’之后，全国为它输血——这地方军管啊，它怎么发展得起来？指望那群只知道把军户搞成自家农奴的卫所世官，能建设北大仓？做梦啊！”
可是……怎么办呢？上疏请设立文官基层体制？只怕不行。
九边地区实行军管，这是条祖制，本身督抚和兵备道的设置就已经是在祖制的基础上不得不增添出来的，再想继续往下设立很困难。
这是因为督抚和兵备道的设立有其时代特殊性，原先洪武年间在九边地区设立有大量的塞王，但随着靖难之役、朱棣称帝，塞王逐渐内迁，边境的军权集中于总兵，造成总兵事权过大，这才开始用督抚来分权和压制。
但后来发现，刚刚设立的督抚在军权方面，大抵只能在后勤等事发挥作用，对总兵大权的分割程度依然不足，于是便又设立了兵备道。
所以，督抚在九边地区行事军事大权，实际上是通过兵备道来完成的——倘若督抚麾下的兵备道不配合，总兵们就没法调动任何一名卫所兵，更无法调拨粮草、军械等各项物资，此时总兵们能够调动的，其实就只剩他们的“随任家丁”了。
但现在如果想要在辽东设立州县来取代卫所，高务实觉得很难争取到多少支持，一是因为祖制，二是因为思维惯性。
此时的大明官员们一贯把九边当做护卫中原的边疆军镇，对这些地区的要求是防线稳固，而不是什么经济发达、人文荟萃。
甚至很有可能大部分官员会觉得如辽东这样的地区，经济还是不要太发达了——因为你太发达的话，被蒙古人、女真人抢一次，那个损失不就更大了？
而李成梁这十多年来在辽东的表现，也加深了朝廷官员们的这一印象：李成梁如此能打，也不能保证辽东不被抢，顶多只能在被抢之后去报仇，打回来而已。
那么反过来就得出一个结论：辽东越发达，就越要被抢，而一旦被抢，就越发资敌。
高务实有些挠头，这就难办了啊……
要想朝廷官员们觉得辽东可以大力发展，前提是辽东安定，不会挨打遭抢。而高务实觉得辽东要想不挨打，不遭抢，首先要有强大的实力。
而这种实力不能总是靠着关内输血达成，必须让辽东自身有足够的造血能力才行，否则以这个时代的运输条件，即便有他高务实给开了海运的挂，毕竟也远不能和后世那种效率相提并论啊！
这里头的运输损耗算谁的？真以为京华来承运，就没有“漂没”了？无非京华的漂没是真的漂没，不会大肆虚报罢了。
高务实深深皱起眉头，在书房里来来回回踱步，琢磨着如何创造发展辽东的前提条件。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面色沉肃地站定了，低声道：“辽东其他地区不安靖，可我辽南还是相对安靖的，我不如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先把辽南打造稳定，搞成一个不是试点的试点，然后以此为例，说服朝廷上下。
至于没有足够的文官……没有就先没有吧，万事开头难，待我先把几个卫的高层召集到盖州来开个会，观察一下哪些人能凑合用。如果实在连凑合都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