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一九四〇年春，清明节的前一天。河北中部日本鬼子铁蹄践踏下的花虎县县城。
说起来那算是一个晴天。吊在空中的太阳，阴沉着一张惨白惨白的脸。不知是情绪郁闷还是心头压抑，散发出来的阳光丝毫也让人感受不到春天的暖和，却有丝丝的寒意侵袭。原本晴朗朗的天空，一块块的疙瘩云堆积着，浓聚着，肆无忌惮地笼罩着千年古镇花虎县县城。
花虎县县城早先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村镇。大的街道至今依然没有改变三纵四横的棋盘格局。那时候，镇上还没有楼堂厅馆，大多是一表一卧的青砖房。日子过得富足殷实的人家，能盖上一座四路檩的大瓦房就不错了。临街的房子大都是店铺，或自己经营，或租赁给别人使用。街上店铺多，做生意买卖的就多，古镇渐渐地繁华起来。“七七”事变前夕，古镇就发展成了附近百八十里内的物资集散地和经济中心。事变以后，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到这里，象突然爆发了一场瘟疫横扫花虎县县城，往日的繁华一夜之间萧条冷落了许多。
走在街上，不是有“大东亚共存共荣”和留着小胡子的“仁丹”广告映入眼帘；不时有用三八大枪挑着太阳旗的鬼子兵象瘟神般地走过；不时有三五个穿着黄色军服的假洋鬼子像疯狗一样在街面上游逛。所有这些象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让人们喘不过气来。尽管摆地摊儿的瑟瑟地蹲在货物后边虔诚地等待着买主，流动的商贩来回转悠着高声吆喝招徕顾客。街上稀里蹦哒的没有多少人，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买主。直到半前晌子了，街上赶场逛街的人也没有增添多少。
这时候，有一位卖糖葫芦儿的年轻小伙子从小巷里出来，走进惨淡冷漠的大街。这小伙儿留着一头的短发，卧蚕眉，丹凤眼，中等身材。上身穿一件灰色褂子，下身着一条笨花粗布裤，脚蹬一双千层底布鞋。肩上扛着一个用干谷草捆扎起来的草把子，上面插满了通红呈亮的冰糖葫芦儿。
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拢过去。嗬！哪儿村来的小伙儿，这么眉清目秀，干练精神？
给人以好感，自然会给生意添彩。怪不得现今卖汽车的营销老板总是众里挑一的寻找美女车模呢！
卖糖葫芦儿的小伙儿走到街口站定，把肩上的草把戳在地上。就有四五个热心的顾客围拢过来。哪糖葫芦儿蘸得也是真好。串上的山里红个顶个都是上好的一等品，个头又大又匀称。上面蘸满了一层薄薄的冰糖，透明刮亮，照得出人影儿。糖葫芦儿串上带着薄如蝉翼般的冰糖花，在阳光的照射下七彩斑斓熠熠生辉，一个糖葫芦串儿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围观的人们啧啧地称赞着，喉咙里馋得发痒，舌尖上馋得生津。三四个人掏出口袋里的零钱，立时就买下一串儿解馋。
一会儿工夫，卖糖葫芦儿的小伙儿就卖出了七八串儿。似乎是有什么心事，趁着买卖的停歇，他就想背起草把挪个地方。游逛着走过来的一个穿黄军装的伪军，瞪着眼珠子，围着插满糖葫芦儿的草把转了一圈儿。像是在自己家里，也不问价，抬手拔下一大串儿，一边吃着，一边扬长而去。小伙儿见状，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追过去要钱。哪个伪军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去去，这么一个小小的糖葫芦儿，要什么钱？”抬眼一看，路人都用一种看不惯的眼光乜斜着他。接着说，“下回，下回再说。”说着象偷了东西的老鼠一样，急急地溜了。
小伙儿无奈。嘴里嘟哝着：“下回，下回。多少个下回了，一个子儿也不给。什么玩意儿？”就坡骑驴，扛起草把子挪摊儿，拐进又一条街道。走到一个僻静处，他停住脚步，机警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似乎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抬高嗓门清亮亮地吆喝起来：“冰糖葫芦儿－－－－，冰糖－－葫芦－－－－儿－－－”
小伙儿也不过吆喝了两三声，从小巷的拐弯儿处闪出一个人来。哪人中等身材，胖瘦适中。头戴一顶黑色的礼帽，帽檐压得很低。身穿一件深灰色的泥子大衣。头戴一顶黑色的礼帽，帽檐儿压得很低。帽檐儿下扣着一副大镜片的墨晶眼镜。眼镜下边戴着一个大型号的白色口罩，口罩下边兜着下巴，上边护着半个鼻子。看哪儿穿戴，看哪儿走相，不是个穿便衣的汉奸，就是个手眼通天的痞子头儿。哎哟！那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反正这不是什么好人！
哪人看看四周没有人注意，快步趋近卖糖葫芦儿的小伙儿。抬脸瞅了瞅插满糖葫芦儿的草把子，啧啧地称赞道：“嗬！手艺真不赖。糖葫芦儿作得鲜亮、通红，甩着透明的八字冰凌花儿。”哪人说到哪个“八”字的时候，似乎是有意加重了语气，声调也似乎是故意拖长了一下，似乎是怕卖糖葫芦儿的小伙儿听不清楚。
“好糖、好果，纯正的好料。”卖糖葫芦儿的小伙儿早就注意着他呢。听到那人夸赞蘸糖葫芦儿的手艺，顺口答道。
“糖是什么糖？”那人听到卖糖葫芦儿的小伙儿答话，浑身一震，随即提问。
“上等白冰糖。”
“果是什么果？”哪人步步紧逼，接连发问。
“地道的山里红。”
“山是什么山？”
“八——百里太行山！”卖糖葫芦儿的小伙儿面对连珠炮似得发问，沉着镇定，有问必答。说到八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