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帝国的觉醒》构思阶段写的参考资料，数据大多引自黄仁宇大大的论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曾经在铁血历史区贴出。现在略加补充修改，以作为本文的背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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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节俭为上的保守思想
明代的社会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以传统农业为基调的局面
在国家财政税收上则表现为农业税的主体地位
驱逐了蒙古入侵者后，久经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
在战前的宋朝，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6000万贯
这样的财政收入在中国王朝史上也应该是登峰造极了
即使这其中含有通货膨胀因素
考虑到宋朝每年多达3500英吨的铜产量和5000英吨的铁产量
这样的财政收入相对于如此巨大的生产总值完全可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财政结算单位全部以贯来进行
换言之，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数目化管理”的雏形
而到了明代，多年的战乱加之政府管理不慎导致的宝钞信用破产
财政结算的方式反较之宋代大为落后
明代前期对金银严格管制，禁止民间流通
税收也以征收实物为主
当时田税的结算单位是石，
这是古代通用的谷物计量单位，明代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107.4市斤
无论白米和小麦，一律以此结算并在统计时进行简单相加
田税的交纳单位是亩，1亩＝240平方步＝6000平方尺
朱元璋曾经试图因地制宜地详细划分每亩田地的税额
但是纵观帝国上下，平均亩产从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过4石，差距多达8倍
在无法精确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则
几乎在明朝建国初始，帝国的田税制度就差不多稳定了下来
通过低税收低开支的无为而治，令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在财政收入最高的永乐年间，帝国田税基本保持在3200－3300万石
可是鉴于永乐皇帝大规模远征蒙古，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这样的宏伟工程
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开支，以极低的代价作为额外徭役转嫁到了税户身上
成为了一笔不可考的隐性税收
永乐年间的重税使得民间不堪负荷
于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户拒绝缴税的事件
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后来的皇帝轻微的调整了税额
使之长期维持在2500－3000万石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明帝国超过10亿石的粮食总产量
国家平均税率只有不到三十分之一
而欧洲同期仅教会的“什一税”就是这个数目的三倍！
17世纪日本德川幕府的重税更高达逢二抽一！
然而，征收实粮不仅对官方而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对民间，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负担
把粮草从主要产地江南运送到北京，成本往往数倍于粮食本身
而这些耗损都必须由税户自己承担
因此，官方允许把田税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价成银两或其他实物的方式缴纳
以云南为例，用贝壳或水银缴纳都是允许的
考虑到白米和小麦的市价不同，各地运费也有差别
一石的折价最少0.27两，最多1.8－1.9两
田税除部分交到国库太仓府外，相当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财政使用
在会计帐簿上也仍然采用石予以结算
除了田税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税名
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缴纳各种农业税
而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则是盐税
盐税源于官方的食盐专卖，结税单位是人
因此往往也可作为估计人口的依据之一
通常盐税收入相当于明朝田税的10％左右
除以上收入外，明朝还可以通过种种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径获得几乎与盐税相当的收入
这不仅包括对手工业者的税收，还包括买卖官位等等
在西元1570－1580年间
明财政收入如下：
田税及其他农业税：折银2500万两
盐税：200万两
其他收入：3xx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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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30xx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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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直到清康熙治下的最后十年（西元1712－1722年）
完全使用白银结算的满清财政收入才重新恢复到140年前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水平
同一时代，大陆彼端的英国，1714年财政收入为1000万英镑
以当时币值，一镑价值4盎司白银，约合中国旧制3两
因此恰好也是3000万两
考虑到两国人口上的巨大差异，税收轻重不辩自明
而拥有10万人口的典型商业国威尼斯，16世纪财政收入合黄金27万两
人均税收相当于明朝中后期的150倍
（以16世纪中期中国金银比价1：11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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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认为，明万历初年，财政收入为320－330万两
后期崇祯通过征收“辽饷”和“剿饷”疯狂压榨，岁入一度达到2100万两
这大概是因为明代税收使用钱粮双制，而结算单位也不相同
考据者只考虑了帐簿上现金收入的缘故
实际上，万历年间，太仓府每年现金收支都在银800万两以上
太师张居正死后，北京粮仓中存粮可支用十载
太仓府与内库存银1000万两
这笔财政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