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杭州商业发展的非常迅猛，王静辉虽然没有在杭州担任过任何职位，但任何一个杭州有头面的商人心中都非常清楚他们的知州李慎和当朝小王驸马是怎样的关系，正是因为李慎在这里为官才给他们带来了如此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与王静辉先前所任的楚州不同，杭州本身就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杭州的港口在李慎没有到这里之前便早就形成了规模，这是楚州所不能相比的，若是说楚州比杭州优越的地方，那便是楚州在京杭大运河的中点，而杭州则是始发站，益州、扬州的货物可以不用经过杭州直接经长江水道进入运河向北转运，不过这样的优势在杭州彻底把潜力发挥出来的时候就相形见绌了。
王静辉对以往大宋的内陆运河运输感到非常的不满意──这几乎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寄托在仅有的几条河流上，这样实在是太过危险了。而海路运输则没有内陆运河运输这么受局限，大宋本来就有非常发达的航海技术，更何况南方货物运抵北方航线基本上都是离岸比较近，冬天也没有封冻的危险，这样算下来海运的潜力比运河运输要强大的多。王静辉有意识的引导使得大宋已经非常脆弱的南北运输系统终于松了口气，如果现在大运河全面瘫痪的话，朝廷完全可以集中见过御史唐垌曾面弹王安石，胡说一通。但皇帝赵顼也不加责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牵制，无可奈何。按规定。台谏官不能由与宰相有关系的人来担当，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荐，因此，台谏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当时人说宰相与御史台是敌对的营垒，互相仇视。
王静辉知道御史官在宋代以前与台谏官分开，不过在这个时代根据他的观察实际上是合二为一，主要用以监察官员，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于职守。虽然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为突出。在这个时代随着**皇权地加强，谏官对皇帝的过失更不敢有所规劝，因而谏官与御史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弹劾官员为责，这种变化导致了后来台谏的合流。
王静辉在弄懂了宋朝的监察系统之后，不禁为宋太祖拍案叫绝──很难想象一个武官出身发动政变登上皇位的赵匡胤居然有如此远见，当然这不排除当时赵匡胤身边诸如赵普等能人地相助，但能够接受谋士的建议这本身对于一个皇帝尤其是一个武将出身只信任武力的皇帝来说更是难能可贵。
宋代中枢机构的行政、军事、财政、监察这四种大权分得十分清楚，而总之于皇帝。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地程度。王静辉甚至还看到过这么一条记载：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未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过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许多关口，等到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听后大怒，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即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回答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听后转怒为喜说：“此条贯极妙！”
如此严密的官职体系真是让王静辉无从下手，他此时到真有些佩服“变法皇帝”赵顼了，历史上所发生地元丰改制是在王安石去相之后，这完全是由赵顼一人着力推动，将名不副实的旧官职能够取消的全部取消。虽然元丰改制在王静辉看来效果比现在强不了多少，而且改制的依据是源自《唐六典》，但也算是一种尝试突破了，可惜结局并不算是完满，而且改革官制时，有人建议，把军事机构枢密院也并归兵部，赵顼驳斥说：“祖宗不愿兵权归执政官，所以专设官统领，以互相节制，怎么可以废除！”改制后，枢密院仍保持独立的军事系统，并不断加强了军队。
与当前官制改革地主流思想不同。王静辉并不在意那些沉冗复杂的官职体系，其实以他后世的眼光，在后世的时候官职体系远比现在庞大复杂地多，而且顶着官职不管事白拿高薪的人更是海了去，有过这种经历后他反倒不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对冗官畏之如虎狼，相反他倒是认为若是强行打破现有局面实现精简行政机构地话。反而会惹得天怨人怒反过来在旧有势力的反扑下弄得变法挫折重重。
官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固然是使得政令通行更加顺畅，执行更加有效率，最重要的还是精简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但是王静辉更觉得官制改革更加有侧重点──反**才是现在真正要做的，至于王安石他们的想法则有些太过急于求成了。
正因为对官制改革的期望不同，大宋统治高层对官制改革的建议也分成了两个派别，不同地是这一次司马光和王安石走到了一起，他们的主张是精简机构；而王静辉则是提出了反**才是最重要的任务，要通过官制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将原有的官制体系中地监察部分得到扩充。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以便遏制现在越来越猖狂的官员**问题。
福宁殿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这完全是在照顾王静辉，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可能公开站在垂拱殿上独立门户的。这几天来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也把王静辉折腾的够呛，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王安石和司马光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