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每天上午9点，他会准时到达专利局，因为那不得不挨过去的8小时是全家人的经济来源。下班以后，回到家，他还得听妻子愈来愈频繁的絮叨和抱怨，他不是生煤炉，就是带着儿子到阿勒河的河滨散步。
看着静静流去的河水，爱因斯坦浮想联翩，日子单调得已经令他发狂了。虽然，这时候的爱因斯坦已经撞开了物理学新纪元的大门，可是，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生活，他还是一筹莫展。
不过，总的来说，好事也还是有的。
1906年4月1日，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努力工作了19个月之后，终于升了一级，成了联邦专利局的二级技术员，工资也涨到了每年4500法郎。
凭着自己的职业眼光，哈勒局长肯定了爱因斯坦的成绩。他非常欣赏爱因斯坦的能力，在给上司的报告中，极力表扬了爱因斯坦的恪尽职守、成绩优异；而且还告诉上司，爱因斯坦在工作之余坚持学习，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
其实，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博士、晋级、工资等除了可以满足养家糊口的需求之外，什么意义都没有；他真正想要的、也确实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全身心研究相对论的研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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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淡泊名利，心里只有自己的研究工作。
当然，认识到爱因斯坦价值的人还是存在的！在物理学领域中，一些读懂了相对论的人，都在打听《物理学纪事》上的爱因斯坦，都想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地方。
当打听到爱因斯坦居住在伯尔尼的时候，寻找爱因斯坦的人不自觉地就犯下了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他们认为：爱因斯坦，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一定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当时有个叫劳厄的年轻人，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的时候，普朗克就给他讲了相对论，虽然当时没有听懂，但是，从那时候起，他便知道了相对论的重要意义。
劳厄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可是，当他赶到伯尔尼大学的时候，却发现：伯尔尼大学里面根本就没有爱因斯坦教授这个人，倒是在伯尔尼专利局里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劳厄愣住了。
劳厄急忙赶到专利局，在走廊里，由于急着走路，一头撞上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当时正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他穿着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着，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为了打听爱因斯坦在哪个办公室，劳厄只好拉住了眼前的这位梦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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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投身于科学研究，在生活上不拘小节。
“请问，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办公室办公？”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出这句话的含义，他柔和地对劳厄说：“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听到这个回答，非常惊讶。但他很快就笑了，因为在他心目中，相对论的创立者就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就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了下来，开始了他们的交谈。没想到，这份友谊陪伴了彼此的一生。
伯尔尼对物理学家们产生了吸引力，连普朗克教授也打算到伯尔尼来。1907年7月6日，他给爱因斯坦写了这样的一封信：“明年，我可能要到瑞士去度假。虽然还很遥远，可是，一想到能和你会面，心里真是高兴啊！”
这时候，上帝也似乎睁开了眼睛，他不甘心让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一辈子都当一个平凡的公务员。
1907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然后再申请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教授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先要当一段时间没有薪水的“编外讲师”，才能被任命为教授。
听到这条好消息，爱因斯坦很开心，因为一旦被聘为教授，就更有利于自己的物理研究了。于是，爱因斯坦便在专利局工作的同时，向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提出了到大学任教的申请。6月17日，他给伯尔尼州当局寄了一封信，里面还附了他的博士论文、已经发表的17篇论文的副本和所学的全部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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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职称比起他取得的成绩显得微不足道，这也是因为他不会钻营名利。
对于爱因斯坦的申请，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给予了极度的重视。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几位教师发言表示赞同，但是，实验物理学教授却坚决表示反对。
就这样，爱因斯坦的申请被否决了，整个事也就因此耽搁下来。一向豁达的爱因斯坦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耐不住性子了，在大学吃了闭门羹之后，接着便为中学教师的职务奔波起来。
当时，在瑞士、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也被人们称之为“教授”。爱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学为跳板，冲进大学里去。
为了这个目标，爱因斯坦不仅给温特图尔技术学校写了信，而且还写了一封信。1908年1月，在给格罗斯曼的信中，爱因斯坦说：“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儿去，口头说明我作为教师和公民的值得称赞的人格？或许我不会给人以坏印象吧？在那种情况下吹捧自己的科学论文有意义吗？”可是，这件事情还是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