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幢破旧的小房子里，爱因斯坦住了下来。哈勒先生已经通知他，专利局只要一有空缺，他就可以正式上班，在待职期间，他可以当家庭教师，以此糊口。
首都有的是学生，爱因斯坦有的是物理学。于是，伯尔尼的报上出现了一则小小的广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联邦工业大学毕业。讲授物理课，每小时3法郎，愿者请洽。”
广告吸引的学生寥寥无几，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经是一副坦然成熟的心态。一个曾受业于他的学生描述当时的爱因斯坦：“身高约5英尺10英寸，肩膀宽阔，腰稍微有点前曲，棕色的皮肤显得苍白，长着一张引起美感的嘴，上唇留着黑胡，鼻子稍带鹰钩，棕色的眼睛十分明亮，语音欢快，法语发音准确，但略带德语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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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是个乐观的人，对生活从不抱怨。
1902年3月底，一个应广告而来的学生结识了爱因斯坦，他就是莫里斯·索洛文。
索洛文是罗马尼亚人，他来到苏黎世上大学，同时希望加深自己的物理学知识。索洛文在大学里不仅学了哲学、文学、希腊文、数学、物理学、地质学，还在医学系听课。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可以阐明自然界一般观点的理论物理学。
当索洛文按广告找来时，虽然爱因斯坦是在半明半暗的楼道里迎接他的，可是，爱因斯坦那双大眼睛射出的不寻常光辉使他感到惊讶。
这次谈话之后，两个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交流，而且还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几个星期之后，哈比希特也来参加他们的讨论，他来到伯尔尼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
通常，他们都在工余和课后见面，每到这时候，他们不是在一起散步，就是在某个人的寓所聚会、座谈并一起大量阅读。他们不仅研究过斯宾诺莎和休谟的一些哲学著作，还拜读过马赫、阿芬那留斯、毕尔生的新著，就连安培的《科学的哲学经验》、黎曼的著名演讲《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戴德金和克利福德的数学论文、彭加勒的《科学的假设》都涉猎过。他们经常会就某一页、某一句话引起争论，有时候争论会持续到深夜，甚至一连几天都在争论。
在米列娃搬来之前的日子里，朋友们都是在一起吃饭的，午餐通常都是一些灌肠、干酪、水果和加蜂蜜的茶之类的东西。由于授课收入低，爱因斯坦经常会开玩笑说：或许自己沿街串巷演奏小提琴会更好些。不过，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团结、友爱、共同的兴趣、思想，使他们三个人心心相印，他们干脆为这个三人世界起了个名字：奥林匹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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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欢悦与物质的贫困间的反差越大，往往越容易产生奇迹。
三人世界形成后不久，奥林匹亚科学院又增加了新的成员，一个是爱因斯坦的同事，意大利人、工程师贝索；还有一个是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的丈夫泡利·温德勒。
贝索是在1904年由爱因斯坦介绍进入伯尔尼专利局的，每天他们两人都一起工作，一起下班。贝索在哲学、社会学、医学、技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使爱因斯坦有了与之共同探讨各种新思想的至朋好友。爱因斯坦后来说过：贝索是他在全欧洲都找不到的“新思想更好的共振器”。
每当清晨来临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就会一起走进小饭馆，喝过咖啡，大约9点钟以前才下山。有时候，他们会徒步到20公里外的图恩城去。他们置身于阿尔卑斯山脉之中，会一起谈起地球的历史、山脉的形成等地质学问题。此时的爱因斯坦，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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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思考无处不在。
不久之后，奥林匹亚科学院变成了家庭沙龙，经常会有一些代表科学技术未来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高谈阔论。
其实，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学科也是没有边界的，这种民间的互动式的交流，常常会触发突如其来的灵感。他们在这里提出问题，探讨、争吵、辩论……许多奇思妙想，或被推翻，或被认可，或被发展……爱因斯坦的思路被打开了。
在对相对论研究论证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完成了一些由相对论衍生出来的论文。
有一天，格罗斯曼来了，两个老朋友在客厅里无所不谈。
格罗斯曼慢慢地翻着爱因斯坦的手稿。他突然盯住一沓手稿看了好久，惊诧地说：“老朋友，你已经进入了量子理论的范畴，提出了光量子的假说，这可是当前的尖端学科呢！”
“哪里呀，这是论证相对论所必需的，”爱因斯坦淡淡地说，“这能解决光能、电能互相转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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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从来不居高自傲。
“爱因斯坦，你赶快整理一篇论文交给我。”格罗斯曼说，“学校正为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水平太低而头疼呢，你却把这些手稿随意放在茶几上。快一点，下个月学校就要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了。”
“这有意义吗？不过我遵命。”爱因斯坦笑笑说，“科学研究好像钻木板，有人喜欢钻薄的，而我喜欢钻厚的。”
1905年4月，在坚冰消融的日子里，苏黎世瑞士联邦工业大学的第一学术厅里，几排座位上坐的都是一些学界的巨头。校长赫尔泽克先生也来了，他为自己当年慧眼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