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拼命地打着篮球，认真地学习着《历史》，抛弃着那早就已抛弃的《英语》。真挚但绝望地暗恋罗琦。很快，高二结束了。
中国的学校，进入高三，大抵都面临着升学的压力。我们县一中也不例外，为了让毕业高考的学生更好的“隔离”教育，学校将高三学生专门安排在了最僻静的一座独幢教学楼。那是幢深色水泥墙包裹、若堡垒般冰冷僵硬的两层楼房。他的前面是高中部那栋四层大楼，而后面是座校内小山，周围还有些树木，这样的地形环境，让这栋楼终年难见阳光。
六个自然升上来的毕业班加上两个补习班，那幢楼正好也八个教室。全校学生都“亲切”的称它为“巴士底狱”。
还在读高二时，每到晚自习前唱歌时间，时而能听到从“巴士底狱”传来童安格那首《把根留住》。此歌当时很流行，我们也偶尔会唱这首歌。不同的是，我们唱这首歌的频率没高三学生高。且似乎我们的感情也没他们那么深厚而悲壮。
现在我们也进了“巴士底狱”，猛然发现，我们唱这首歌的频率也高了起来。而且也好像变得深厚且悲壮了。当然，若是和两个补习班的同学唱这首歌的味道相比，我们又要差了一些。
他们的歌声可谓是百感交集，催人泪下。传说中的“阅历”，或能解释这个原因，至于为什么大家要唱这首歌。除了当时这歌本身也很流行，且其曲调亦婉转悲凉，比较符合“巴士底狱”那冰凉的气质。更重要的还在于那歌词：
“多少脸孔
茫然随波逐流
他们在追寻什么
为了生活
人们四处奔波
却在命运中交错
多少岁月
凝聚成这一刻”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几年，读大学虽已算不得人生中的独木桥，但毕竟还不像今日这样普及，要考上大学总有些难度。这几句歌词仿佛是为莘莘学子的迷惘和艰辛量身打造。
学校的另一个决定无疑对大批学生形成了巨大的打击。校领导们指示：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过要“因才施教”，所以要对我们进行“分级教育”。他们对常规的六个毕业班按成绩分成了三个“快”班（成绩好的），三个“慢”班（成绩差的）。很不幸，我和罗琦都被分到了“慢”班。
罗琦依然坐在教室的前面，我也仍然坐在教室的后面。我还是暗恋着她。但我已放弃了表白的希望。一来是我确信自己不会再有开口的勇气。二来如前所说，她好像也有了新男朋友。
不管是对我而言，还是对其它进入所谓“慢”班的同学，这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虽然其中不乏有知耻而后勇、经过努力重新进入快班的个例。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则是以滥为滥了。
现在，我已经完全进化为一个坏学生了。
每到课余，甚至上早晚自习时。我们总会在一个有些音乐才华的同学带领下，将篮球、饭碗、垃圾铲、文具盒、课桌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组合成一个架子鼓般的打击乐队，然后将筷子之类当作击打的工具，于是音乐声响起了，我们大声的敲着、唱着，发泄着不满以及青春期的其它骚动，在“巴士底狱”的清晨或是夜晚，那“乐器”的律动，那声带的嘶吼，显得是多么的别具一格。
甚至又一次，我上晚自习去迟道了，发现教室门是关着的，我用手推了一下，却没有推开，也不知是从那儿钻出的无名火。我一脚飞过去，将门踢开。那声音颇大，引得教室内的同学一遍愕然。好在当时没有老师在。
我们高三时的班主任是历史老师，因为我历史全年级第一的佳绩，进入高三时，他给予了我历史课代表的官职。种种劣迹之后。一如当年的英语课代表，没几个月，我便丢掉了这顶乌纱帽。
失望和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几个“慢”班，或是需要慰藉，或是青春期走到了这个生理和心理都有些冲动的当口，男女同学之间耍朋友的事儿在“慢”班中蔚然成风。
我虽还暗恋罗琦，但已不再抱有希望。在有时偷眼看她背影的同时。关注到了和她只隔几个位置的另一位女同学。
她叫胡静，比罗琦要高一些。圆脸，大眼睛，皮肤很白润。不管是从身材还是相貌，在我们班都算是比较出众的女生了。
渐渐，我的注意力慢慢从罗琦那儿分散开来了。
除了对罗琦的感情我从没有对任何人表露过，喜欢上胡静，我会和同学朋友分享我的情感，不管是女性同学，还是男性同学。于是在青春的躁动中，在朋友们的怂恿下，我开始向胡静发起攻势。
大约第一次的表白都是：找机会走到那个心怡女孩子面前，然后涨红着脸，或直接说“我喜欢你”，或说：“我们去转转河堤”，“这个，我送给你”。我想我也不会例外，但过了这么些年，我真记不得是如何开头了。但不管如何，我的第一次表白，第一次向自己所喜欢的女孩子发起的进攻收到了成效。她接受了我的表白。
县城的火车站在半山腰上，从县城城区到火车站是一头，她家住在半山腰上的更高点位置，正好是火车站的另一个尽头。放学时，我时不时会送她回家。我们那时好似有说不完的话，长长的火车站不经意就会走完。就算没有话说。两个半大的孩子，走在铁轨上或铁道侧，也别有一番风景。
周末放学后时间充裕，我送她回家，快送到家门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