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请当天，来了不少人。太子李承乾自然带着李丽质赶来凑热闹，连杜如晦、房玄龄、段纶、尉迟敬德、苏定方、程知节、虞理明也来了，女土加先生们来了三百多人。
酒席从醉香楼订制了一大批菜肴，府里也准备了一些陆玉成照前世烹制的品种。众人尤其对红烧肉、烧鹅、酱板鸭等赞不绝口，当红烧豆腐端上席时，竟引起一阵轰动，都对豆腐这种从未吃过的东西很好奇。
席上少不了行酒令，唐朝的酒令行令承继古俗，但组织形式更加完备。参加者人数不拘，常法仍以20人为一组。每组设一个监令，观察依令行饮的次序。按照当时县令为“明府”的习惯，此人被命名为“明府”。明府之下设二录事：“律录事”和“觥录事”。律录事司掌宣令和行酒，又称“席纠”、“酒纠”。觥录事司掌罚酒，又称“觥使”和“主罚录事”。《醉乡日月》有“明府”、“律录事”、“觥录事”三门，说的就是当时酒筵行令的组织规则。据《醉乡日月》，明府管骰子一双、酒杓一只，决定每一项游戏的起结。律录事管旗、筹、纛三器，以旗宣令，以纛指挥饮次，以筹裁示犯令之人；觥录事则执旗，执筹，执纛，执觥，实施罚酒。正是在这样一种有规则、有节度的筵饮组织中，唐人上演了一批批精彩的酒令节目。
当时最为人乐道的是律录事（席纠）。他是酒令游戏的具体组织者，是酒筵上的核心人物。所以《醉乡日月》说律录事须有“饮材”，即第一要“善令”：熟悉妙令，能够巧宣；第二要“知音”：擅歌舞，能度曲；第三要“大户”：有酒量，能豪饮。
陆玉成向大家重点介绍了王天翔和张右文，经过引荐，俩人很快就融入众人之中，他俩刚来京城，有陆玉成为之疏通人脉，当然事半功陪，效果极好。
李丽质素知杨荷与陆玉成的关系，她虽小却很会做人，对杨荷甚为尊重，一副你说了就算数的态度，对虞书鸿和程慧英也不摆公主和正妻的架子，几女相处倒融洽。
席间，众文士被推出赋诗助兴，轮到陆玉成时，他手举酒杯，吟诵了李白那首《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吟罢众人轰然叫好，纷纷拿纸笔转录下来，杨荷与李丽质几女的神情就像骄傲的孔雀。
为了助兴，陆玉成特地请了坊间一乐舞班子在宴会上表演。
唐代时，西域乐舞风糜朝野。西域乐舞是唐代大行于艺坛、民间的新音。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中论及唐乐道：“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今胡部者为“燕乐”。”可见此时雅乐日益衰退，清乐也丧失原有地位，燕乐成为乐坛主流。燕乐是中国音乐史上又一个高峰。唐开元、天宝年间，西乐大行的局面达到极盛。任半塘《唐声诗》说：“开元后，胡部新乐益彰，华夏旧声已绌。”《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卷之曲。”《新唐书?舆服志》也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西域乐舞不仅在宫廷乐曲中升入坐部伎，而且“流行乐府，侵渍人心”，渗入朝野里巷，其影响已“不可复浣涤矣”。
唐初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完备，形成“十部乐”。即：燕乐、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天竺乐、高丽乐。其中除燕乐、清乐、高丽乐外，其余全是西域音乐。此外，设于乐署而未列入十部的西域乐还有于阗乐、悦般乐和伊州乐等。
盛唐不只宫廷选用西域乐，民间也极为喜爱西域乐舞。如传自康国，急转如风的“胡旋舞”；得自石国，敏捷激跃的“胡腾舞”、源于恒罗斯，轻柔如仙子的“柘枝舞”；始自康国，经龟兹传入，尽情狂欢的“乞寒舞”；由西域传来，欢庆喜庆活动的“狮子舞”；表演上山打虎复仇故事的“钵头舞”等等。多姿多彩的西域乐舞是贵戚富豪和庶民百姓同喜共悦的娱乐活动，天宝末年，长安等地人人争学“胡旋舞”，成为一时风尚。白居易有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唐朝举国上下喜好乐舞，率兵出征的将军和执节使臣归京除带来奇珍异宝外，还常常以带回或学会西域乐舞为荣。名将封常清奉命西征，在西域轮台学会当地乐舞，加工后称“轮台舞”。班师回京后“轮台舞”便在长安流行一时，传为佳话。此乐舞后随遣唐史远播东瀛，深受日本贵庶喜爱而保留至今。
唐代西域乐器演奏也受到推崇。唐玄宗时出现“太常四部乐”，即胡部、龟兹部、大鼓部、鼓笛部。各部乐器有，胡部：筝、箜篌、五弦、琵琶、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