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凤娇和胡振华顺利的考完了所有科目，俩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看的出来他们考的很轻松。而胡鸿儒和张桂芳老俩口特意做了一桌子的菜，犒劳了一下辛苦复习这么久的夫妇俩。
填写志愿的时候，夫妻俩毫无疑问的双双填报了北大。胡闹的爷爷奶奶都是北大教授，这么好的资源背景下，填报北大自然是要实惠的多。当然，事先，胡振华夫妇俩也就这个问题和胡闹的外公商酌了一下，在得到了他老人家的点头同意之后，方才确定了学校和专业。
通知书是由胡鸿儒拿回来的，这次北大的录取工作，胡鸿儒也是参与人员，看到儿子儿媳妇的成绩优异，他脸上自然是极为光彩。通知书下来以后，他直接去学校拿了回来，这也算是便利之处吧。不像那些全国各地报考的考生们，在高考结束以后还得心情忐忑的等着录取通知书，中间一旦发生了什么差误，轻则泯灭了一个高考迷的梦，重则为此轻生的都大有人在。
相比较父母和家人的喜气洋洋而言，胡闹心里忐忑的情绪还在蔓延，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什么状况发生，他心里已经逐渐安定了一些。但是情绪一安定，脑子难免又开始不老实起来。
他记得紧随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78年的春季又开始了第二次招生。既然高考辅导书这一行如此暴利，咱是不是要再来一次？
这个想法只在胡闹的脑海里转了一圈儿就被他否定了，有些事情第一次是运气，第二次或许就是灾难了。直到现在他还有些庆幸这次的事情没有捅出什么大漏子，这其中或许自己和自己这个小团体背后的能量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才能保得人财平安，若是再来一次的话，即便自己有那个胆儿，李朝阳他们也应该不敢再做了吧。唉，做人还是老实本分点好，咱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等待着改革开放吧。
快要放寒假了，学校的学习氛围开始变得紧凑起来，老师们忙着将一学期的课程复习讲解一遍，学生们则是抓紧时间备战期末考试。相比较而言，胡闹算是最轻松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压力，闭着眼睛也能考取满分。
期末考试的那一天，李朝阳变成了熊猫眼，据说一夜没睡，死记硬背书本里的那些东西。胡闹就笑他临时抱佛脚。
胡闹本想发挥团体作战精神，利用后世技巧给李朝阳以及那帮小团里的孩子输送点答案。没办法，这帮孩子里头，除了胡闹的成绩好的惊人之外，其他的都是一塌糊涂。
但等到考试的时候，胡闹就傻眼了，监考老师简直就跟探查特务似的，让你根本没机会作弊。胡闹原本准备的那点小伎俩，统统没办法施展。这时候也没啥先进的通讯工具，落到后世的时候，考试都得使用信号屏蔽，否则那些高科技作弊防不胜防。所以，胡闹只能暗暗替李朝阳他们祈祷，心想哥们儿是有心无力了。
期末考试一结束，孩子都放松了，李朝阳考的不好，所以考完以后就拿大把的零食安慰自己，而胡闹那个小团里的孩子也都差不多。若是一个人没考好，或许会感到沮丧，但是一群人都没考好，大家就不那么在乎了。
于是，在小胖子李朝阳的建议，决定杀向“老莫”，用食物安慰一下大家。
胡闹和夏雪俩人考都不错，本不想随大流去求安慰的，奈何李朝阳架住他们俩说：“你们现在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异类，辜负了大伙儿的良苦用心，跟大伙的步调不一致。所以，今天老莫，得你们俩请客。”
胡闹就笑，说：“没问题。”
老莫就是莫斯科餐厅，建成于1954年。当时请的都是苏联的大师级厨师，大厅金碧辉煌，，餐具器皿都是银质的，菜品全是俄罗斯宫廷菜，要凭专门的餐票才能进来就餐，门口的门卫是从军区部队调来的保卫人员。
那时候的北京青年（高干子弟居多），把去“老莫”吃西餐视若充满荣耀感的活动，仿佛这不是一次饭局，而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没去过“老莫”，就像外地人来北京没晋见天安门城楼，别提多遗憾了。“老莫”简直在给北京新兴的青年贵族进行精神上的授勋。
直到1971年，因中苏交恶，苏联厨师悉数撤走。就餐不再需要凭票，但客人挺少，最多时一天也不过百来人，人均消费三四元，而那时普通人的月工资为三四十元。来客都是有背景的上层人物、归国华侨和大院子弟，苏联驻华使馆几乎每周末必来。这时候，北京做西餐的餐厅只有寥寥数家，除了老莫，也就新侨饭店、北京饭店、和平饭店。
西餐对于胡闹来说，不是啥稀奇玩意儿，上辈子他因为工作的需要，吃过无数次西餐，却从未对这种西方饮食文化产生过任何兴趣。看到后世许多国人把吃西餐当做是身份的象征，仿佛吃这玩意儿就是有情调，就是高人一等，他就有些想苦笑。中华五千年饮食文化塑造出来的各种美食远比这些西餐要美味许多，他不相信习惯了中餐滋味多变的国人会对这些干叻吧唧的西餐感兴趣，但偏偏却有那么多的国人会对此趋之若鹜，这其中的意味不免让人觉得可悲可叹。
李朝阳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看夏雪有些手足无措的模样，便开始卖弄起吃西餐的学问，刀叉怎么拿，点餐怎么点，当说到吃完以后得把刀叉带走的时候，胡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小胖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谁跟你说吃西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