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奕此举在无形间拉近了三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在相视一笑过后。三人各自落座。此时王祥想起郭奕的父亲郭嘉对法家颇有心得，不由好奇地问道，“伯益。令尊乃世之奇才，通晓鲁儒齐法，汝何以也不辞辛苦，一早便在此占座？”
面对王祥的疑问，就见郭奕伸出四根手指详解道，“齐法家重术、势、法、教。家父善术、势；田尚书善法、势；崔尚书善势、教；蔡侍中善教。难得今日田尚书亲自开堂授课，余又岂能错过？”
眼见郭奕与王祥侃侃而谈。新来的司马孚忍不住脱口打探道，“据闻齐主得管子治国定邦之真传，不知擅长何项？”
提起自家君上。郭奕的脸上顿时洋溢起了自豪的笑容，“吾家君上有女中管子之称，自是术、势、法、教皆精通。”
郭奕一席话令司马孚不禁心痒难耐地感叹道，“若能得齐主指点一二。余不虚此生也！”
王祥亦跟着感同身受地点起了头。话说自打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并劝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汉朝的士人便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社稷为立身准则。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在西汉前期，循吏的命运还算不错。即使有时难免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大抵最终还能受到赞许。可到了东汉末期。朝政**，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一些循吏不仅终生不受重用，甚至还饱受迫害。当君主开始视臣子如土芥，循吏所秉承的儒家道统自然也就不再为人所重视。待到董卓废帝，群雄并起，皇权威仪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士人开始视儒家名教为无物，进而疏离大统一政权。
在此背景下何晏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固然能引起诸多年轻士子的共鸣，可光凭经学、玄学和谶纬终究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社会、经历、政治问题。反观蔡吉以一介女流之身，凭齐法成就一方霸业。故而在王祥看来众学子从四面八方赶来龙口求学，不单单是出于备考科举谋求一官半职的需要，更是为了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之中探寻出一条真正实用的救亡图存之路。
实施证明，有相似想法的远不止王祥一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赶来讲堂听课的学子那是愈来愈多。待到田丰到场，偌大个讲堂俨然已被挤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没占到位子的学子干脆就站在堂外听讲。面对讲堂内外热切的学子，田丰倒是显得颇为淡然。正如郭奕所说田丰善法、势，他今日开讲的内容便是《管子》中有关法治的“任法篇”。
在任法篇中管仲在开篇就直言，“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即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
对比汉末桓、灵二帝独断专行、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的诸般劣迹，八百多年前管仲的告诫可谓振聋发聩，令在场的众学子一个个屏气凝神侧耳倾听，不敢发出任何异响。一时间座无虚席的讲堂内外竟静得只剩下了田丰的讲课声。
《管子*任法》中的内容可不仅限于劝谏君主“以法治国”、“亲君子，远小人”之类的宽泛之言。其中还涉及到具体要如何操作，或者更为直白点说就是如何“牧民”。众所周知法家强调绝对服从，凡异议者“尽诛”。相比提出“水则载舟，亦能覆舟”的儒家，“以法治国”的法家其实更为独断专行。
所以当田丰讲解到“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这段内容时，底下立马就有学子提出了异议。
“若主令误谬，亦当遵主令而行之乎？”
提问的学子正是坐在王祥身边的司马孚。由于司马孚才刚进讲武堂，故绝大多数学子都不认识他。但他却一语道出了绝大多数学子心**同的疑问。照《管子*任法》的说法，遵从君主的命令去办事，虽遭到挫折失败，也不应处罚；不遵从君主的命令办事，虽然取得功利，也要处死罪。是为了防止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可在现实中不说明君难求，便是真遇上明君也需要大臣时常从旁劝谏纠正君主的错误。哪有不允许大臣发表诤言的道理。
不过司马孚的当众质问并没有惹恼田丰。事实上田丰本身就是位诤臣，他当年就是因为“刚而犯上”被袁绍下狱，进而险些丧命。但另一方面司马孚的问题也确实不容易回答，毕竟涉及君主的威严，一个回答不好，田丰可能又要刚而犯上。
且就在众学子伸长了脖子等待田丰给出答案之时，忽听堂外有一女子朗声说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若主令谬误，臣下自当以诤言力争！”
众人闻声纷纷回头，此时就见身穿一袭素色齐胸襦裙的蔡吉正在蔡琰等人簇拥下自中庭缓步走来。当众学子意识到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