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大案，蓝玉案、胡惟庸案、郭恒案、以及并无太多人提起的空印案。
这四件案子，让朱元璋盛怒之下所杀的官员少说也有十万之数，也留下来朱元璋嗜杀的名头和残忍的形象。
可实际上朱元璋从来不是无的放矢，并不是为了杀而杀，其背后都有朱元璋的深意在其中。
其中蓝玉案和胡惟庸案最为典型，蓝玉是因为朱标一死，朱元璋有意传位朱允炆，害怕这位皇太孙压不住这些开国武将，为了能够顺利传位而不出乱子，所以不得不杀一群武将。
而胡惟庸案就不用在过多陈述，如今朱元璋已经成功废除了相权，因此只要胡惟庸不再作死，大概率应该不会在有此事发生。
而剩下的郭恒案和空印案，其实才是真正的大案，朱元璋事前根本并不知情，突然知道后，方才勃然大怒，因此大杀特杀。
郭恒案大概发生在洪武中期，洪武十八年，有人揭发时任北平承宣布政使的李彧、时任按察使司赵全德及户部侍郎郭恒等人，徇私舞弊、贪污粮饷。
彻查之下，发现郭恒却是侵占了淅西上缴的秋粮五十万石，这还不止，还曾巧立名目，加税收项目，以水脚钱、庫子钱、神佛钱等，只是郭恒一人，便贪污了近两千四百万石的税粮。
而郭恒不过是一小小户部侍郎，却又这么大的胆子，朱元璋又不是傻子，自然是下令彻查，果不其然，郭恒案直接牵连了十二布政司、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大小官员数万人。
《明史》便有记载：“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一下子抓了数万的官员，这一下子几乎是让当时的大明朝廷陷入了停摆的状态，只不过朱元璋到底是朱元璋，从来不走寻常路，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想出了一个奇招。
就是让那些定了罪的官员，戴着镣铐继续留任，直到继任者出现，再继续刑法，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
因此那是的大明的衙门中，便会有一种极为滑稽的场面，坐在公堂之上的御史，问案时铁面无情，而他脚上却戴着镣铐，因为他本人早已被判了死刑，只是还没找到下一任继任的官员，因此他就没有到处决的时间。
按理说这样的案子，毫无疑问完全符合李洪所说，足够让朱元璋震怒，直接惩治乃至于更改大明的司法制度。
可问题是，郭恒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如今方才洪武三年，谁知道现在郭恒其人身在何处，说不得还没有参加科举，正在准备明天的秋试呢。
因此李洪所给杨宪准备的大案，并非郭恒案，而正是这明初四大案中最为不起眼的空印案。
所谓空印，就是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按照明朝时的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
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只不过，规定终究只是规定，放在现实中，肯定会有一些空子可以钻，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
而按照规定，账册上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江南地区尚好，毕竟离京师很近，可云贵、两广、晋陕、蜀地的官员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
而历史上，朱元璋在发现这种行为之后，立刻便陷入了盛怒的状态，而朱元璋盛怒之后的后果，依照《逊志斋集·卷二一》所载：“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牵连近千。”
听起来似乎不多，毕竟比起明初其他三大案动辄涉及数万的人数，可其影响绝对深远。
纵观四大案发生的时间，其中空印案似乎便是朱元璋第一次开始大开杀戒，正是从空印案之后，朱元璋才发现，原来即便他杀了这么多人，这朝廷竟然依旧能运转下去，自此以后，所谓文官集团，对于朱元璋来说不过便是想杀就能杀的存在，再也没有任何砝码。
不然，若是洪武后期时的朱元璋，在发现空印案这种欺罔行径，所死之人，绝对不可能只有这么几个。
而同样，这空印的传统，其实自元朝时便已经存在，只不过历史上在洪武九年才被发现而已。
因此时间上，也正好能和杨宪所求对应的上，李洪理清了思路，面对失望的杨宪，笑着说道：“杨大人莫急，我这里正好有一桩足以让圣上震怒的案子，不知杨大人可有兴趣知道？”
杨宪的眼睛再一次亮了起来，急忙言道：“是何案子？”
“杨大人可知这各地官员的空印传统？”
杨宪皱眉，言道：“此事倒是知道，只是不过是挂个空印，又算得什么大案？”
杨宪的想法其实很正常，历史上对于空印案的评价，也多是朱元璋矫枉过正，不过是偏远地区的官员为了图一个省事，为何要枉造杀孽。
可实际上这种言论却是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便是人心。
所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