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后的第三天，那是阴郁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两人从庐山下来。我们是忙里偷闲，在分外冷落的庐山上只待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时候，避暑胜地的庐山偏会冷落，说不定会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当时的局势，那就一点也不会奇怪了。
那时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残余，和武汉的所谓赤色政府对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样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张作霖作战，虽然打赢了，然而牺牲很大，而迎接出来的西北军却主张和南京妥协。就这样，内面潜伏着的反动势力便抬起头来，逼得投机分子们汪精卫和孙科之流逐渐右倾，解除了中国总工会的武装，并解散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而结果连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难了。
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唯一武力，是张发奎所领率的第四方面军，这里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师人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本来坚守着武汉，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作一坚强斗争，也未尝不是办法。但由于长江下游的封锁，汪精卫等的自私与无能，而更加上张发奎的想保全实力，终于全面退让，所有的政府要人和军队，都移到南浔铁路沿线来了。
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退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采取了新的动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将腐的果皮果核，而迸发出新的根苗来。那就是在八月一号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义。参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贺龙、叶挺的四师人，另外还有后来走了岔路的第十一军的旧部。这样一来，把张发奎的部属几乎抽成了一个真空。
避暑胜地的庐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
我那时是第四方面军的“党代表”，照例是兼摄着政治部主任的。我们跟着军队也到了九江。驻扎在一座已经放了暑假的教会学校里面。
我同张发奎通了电话，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间两面临着庭园的楼房，陈设相当零乱，除张发奎之外，还有两位新任军长黄琪翔和朱晖日也在座。他们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没有好一会，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
张发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决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张解散，我也同意了。这是一种革命的逻辑，在当时一般认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八一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所有的政工人员自然也应该共同进退了。
四方面军政治部虽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着我一道从总政治部分化出来的，它却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华，单是骡马我们就有四五十匹。这在二十年前，不要说一个政治部，就是一个师部或军部都还没有这样的豪华。那些东西，我们既然拿不走，也就乐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们的结论是：人员一律以礼遣散，不作留难。
三
张发奎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北伐期中，我们共同过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先讨蒋而后讨张。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们是志同道合。故在回武汉之后，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就邀请我做他的“党代表”。但一从我做了他的“党代表”之后，便由“志同道合”一变而为“貌合神离”。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他一句口头禅，便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由“貌合神离”再变而为“分道扬镳”了。
当我们在同意之下，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他问我打算怎么样，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
不过在这儿我倒也应该感谢他，我虽然坚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没有阻拦我，而且还帮了我一点小忙。
他说：“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能保险了。”
还有，也是他说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为他传达一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愧儡我不来。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