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呱呱坠地时起，便要从母亲学习言语和一切知识，人生的开始应该就是学生时代的开始。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但我的发蒙是在四岁半的时候。家里有一座家塾，面对着峨嵋山的第二峰，先生命名之为“绥山山馆”，先生姓沈字焕章，是犍为县的一位廪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里来教书了。家塾里除掉偶尔收纳一两位亲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人数在十人上下。但这点小人数的家塾，拿程度来说，却是大、中、小学乃至幼稚园都有。
发蒙时读的书是《三字经》，司空图的《诗品》，《唐诗》，《千家诗》。把这些读了之后便读《诗经》、《书经》、《易经》、《周礼》、《春秋》和《古文观止》。庚子过后，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渐渐起了革命，接着便读过《东莱博议》、《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和上海当时编印的一些新式教科书。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算数备旨》，根据着这书来教我们的算术。当时我们还写不来阿拉伯数字的草书，因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书，而且算数不立程式，只是算草，但那样，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开方学完了。
科举制改革的初期是废八股，改策论，重经义，因此有一个时期乾嘉学派的朴学，就在嘉定也流行过一时。沈先生是不长于这项学问的，有族上的一位长辈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华溪开馆。我的大哥橙坞先生曾经往那儿去就过学，因此又从那儿把朴学的空气输入了家塾来，教我们抄《说文部首》，读段玉裁的《群经音韵谱》，但这些东西在当时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只觉得是痛苦。
做对子是六岁开始的，做试帖诗是七岁开始的，后来就改做经义论说，算还没有学做过八股。数学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数备旨》里面的每一道问题都不曾忽略过。点读《御批通鉴》也是日课之一，而且还要抄御批，这项也是一桩刑罚，一长串的人名字点不断时，最感觉头痛。
是乙巳年（一九〇五）罢，科举废了，各地兴设学校。我们那偏僻的乡镇也有了蒙学堂的设立。省里有武备学堂和东文学堂出现，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二哥进了武备。但我们的家塾并没有废，我们的学课内容比蒙学堂的还要充实一些。我们只跟着蒙学堂的先生学过体操，同时在家塾的园子里也备了一些运动器械。接着嘉定城里有高等小学堂的设立，我考进了那个学堂，于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终了。这是乙巳年年底的事。
嘉定的高等小学堂设在北门外的草堂寺内，学生的年龄程度极不整齐，有三四十岁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二三岁纯洁无垢的新少年。课程也极其零乱，凡是新式的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我是乡下人，年纪轻，因而常受城里的老学生们欺负。第一学期的成绩最优，老学生们嫉妒，发生撕榜风潮，并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先生们不能制止，反而屈服。因我在端午节曾请假数日回家，便扣了我六分的总平均分数压到第三名，重新改榜，算把风潮平息下去了。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小学堂里新的东西没有受到什么教益，但旧的东西如国文、讲经、地方掌故之类，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帅平均先生的《今文尚书》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帅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尊经书院出身的王壬秋的门下。帅先生的讲义和我在家塾里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学”得到印证，因此特别感觉兴奋。这种感觉在别的同学们的心里似乎并没有。
嘉定是适宜于读书的地方，环境很好，山水十分秀丽。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向青衣北岸的凌云山和乌尤山去游览，远望磅礴连绵的峨眉山，近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气中令人有追步苏东坡之感。在凌云山上有苏东坡的读书楼，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题字，也还有好些遗迹，如洗砚池，载酒时游处之类。凌云山的岩壁上，正当着旧大渡河口，与峨眉山正对着，凿了一尊大佛。这是很有名的，是唐代海通和尚所凿。在那大佛脚下河水汇为一个深潭，地方上的人说“是和海相通的”，虽然是荒谬的俗传，适足以表现其处之深。在那深处产一种鱼名叫“墨鱼”，全身黑色，这是因为水太深，罕与太阳光接近而致，但俗传是吃了东坡先生的墨水。这些都觉得富有诗意，而墨鱼也确是可口。
在这高小时代，我读到《西厢》、《花月痕》、《西湖佳话》之类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使颇以fēng_liú自命，大做其诗。在学的后半期成为了最爱闹事的一个代表。第二年在端午节前后，我曾经被斥退过一次，但不久又把我的学籍恢复了。原因是学校的处置遭受了学界上一部分人的反对。
嘉定中学开设了，高小学生中成绩好和年龄大的便升入中学，我的高小学程于是一年半便告结束。新开设的中学，更是一塌糊涂，笑话百出。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gāng_mén，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