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打仗是大家公认的强，但是要说到处关系、搞内政，李定国就是菜鸟中的菜鸟。
前面大家已经见识了李定国的刺儿头性格，现在李定国将再次展示他的另一个重大的缺陷：完全不懂内政和管理。
要说孙可望对李定国，那还是有一定肚量的，虽然两个人不和，但是至少大敌当前，前期也算合作的比较愉快。
两蹶名王，李定国固然打的漂亮，但是没有孙可望的后勤支持，也是白搭。必须要承认，在内政上，孙可望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只是后来孙可望自己犯浑，做了遗臭万年的汉奸。
现在面对孙可望留下的大摊子，李定国抓瞎了。
孙可望在的时候，大家认为，孙可望这个人实在是太过自私，搞得大家不能同心同力共抗满清。但孙可望毕竟支撑了7、8年，而且曾经给南明带来过曙光。
李定国上台之后，大家才发现，李定国干的还不如孙可望。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刘文秀的态度。
虽然孙可望很不爽刘文秀和李定国不听自己的话。但是该用李定国和刘文秀的时候，孙可望从来不含糊，一向是放手使用，也很少对李定国和刘文秀的军事部署指手画脚。
要他真的防着李定国单干，当年李定国和孙可望分手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不做一点部署。
在刘文秀的问题上，刘文秀吃了败仗，孙可望虽然很生气，但是到底并没有从此就置之不理，还是给了刘文秀第二次机会，只是确实刘文秀自己的小九九也不少，自己挥霍了第二次机会。
现在孙可望投降了，按理说要团结一心共抗强敌。所以刘文秀在追击孙可望的时候，一路收罗孙可望的旧部，控制了贵州、湘西等地。
刘文秀认为，清军即将大举进攻云贵，孙可望在贵州经营多年，防御体系完善，并且孙可望的贵阳明显建设的比昆明要好，所以朱由榔应该到贵阳，一方面鼓舞抗清的士气，一方面巩固根据地。
刘文秀想法很好，但是比较一厢情愿。
这个问题上报到朝廷，朱由榔倒是比较积极地响应，但李定国非常不同意。
面对刘文秀一路收罗孙可望旧部现在又想把朱由榔弄到贵阳去的打算，李定国一口咬定刘文秀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想当自己的领导，良心大大地坏。
因此，李定国单方面拒绝了刘文秀的提议，没有和朱由榔商量。
问题是，朱由榔刚刚从孙可望的阴影中走出来，现在李定国问都不问自己，就直接拒绝了刘文秀的提议，在朱由榔看来，李定国不会是和孙可望一个德行吧？
权力是能使人上瘾的，很少有人能抵挡住权力的诱惑。即使李定国一直有着天下为公的想法，但是当他真正掌握了权力，他才发现，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此时，他应该能理解孙可望了。
因为李定国干的事情，基本上和孙可望干的差不多：专断独行。
李定国从一个小人物爬到这个位置，确实很不简单，因此他给自己造成一个错觉：自己就是上帝，别人都是愚蠢的，所以他们的感受是不用考虑的。虽然不至于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但最低限度是要听话。
对于刘文秀，本来李定国就不放心，刘文秀的资格不比自己差，职位也不比自己低多少。
刘文秀之于自己，就犹如自己之于孙可望。
刘文秀干的事，李定国是很不满意的。他单方面地认为：你对我不仁，不要怪我对你不义。
于是李定国决定搞一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理由也是现成的：正好可以借着孙可望投降这个事情。
任何人都是有私心的，就看能不能顾全大局。李定国在这个事情上显然不想顾全大局，所以赏罚结果如下：对于自己的部将，那自然是要大赏，对于孙可望部队中临阵倒戈的，那就是中赏，对于及时投降自己的，那就是小赏。最惨的是被迫接受改编的，不仅没功劳，还要吃官司。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刘文秀收罗的部队，明显就是需要吃官司的。所以刘文秀就吃了个闷亏。
赏罚完毕之后，李定国搞了一次“几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根据功劳大小，功劳大的分到兵力比较多的地区继续当司令员，功劳小的只能分到兵力小的地方。而且，从哪儿来，肯定不能到哪儿去，挪地方是一条硬杠子。
搞完人事改革之后，接下来就要处理刘文秀了，李定国以永历的名义把刘文秀给招了回来。
刘文秀不敢怠慢，结果一回来，就挨了一顿批评：你去抓孙可望，人呢？
刘文秀因为追击孙可望不利，第三次被革职，也是最后一次，这一次，刘文秀再也没有闲情养鸟，因为心情郁闷，1658年4月，刘文秀郁郁而终。
刘文秀临死前遗表对清军即将大举进犯深感担忧，恳请永历帝西出巴蜀，联合夔东十三家坚持抗清。
为了合法地清算刘文秀，李定国绞尽脑汁搞了这么一出巨大的人事变动。
一时是痛快的，事后是痛苦的。
云南这个地方，本来地形就比较复杂，这个人事变动，事前没有做好规划，没有和大家通气，事后也没有给大家进行“岗位培训”，就给各人重新安排了工作岗位。
所以大家刚开始，那是对业务相当不熟悉。结果就是：湘西、贵州、川南“兵失其将，将不得兵”。
恰好这个时候，顺治的三路大军打来了，完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