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末的崇祯皇帝，在中国恐怕无人不晓，在明朝的16个皇帝中，崇祯可算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皇帝（这恐怕与明亡有关）。崇祯，姓朱，名有检，生于1610年，卒于1644年，享年34岁。17岁弱冠之年（尚未成年）即开始正式登基作了少年皇帝，在位整整17年，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不包括南明小朝廷），也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重要政治人物。综观其34年的短暂人生之路，功过是非自有史家评述。从史料上看，崇祯帝的幼年生活十分不幸，他的生母刘氏出身卑微而且早亡，导致崇祯幼年从5岁时起就丧失母爱，同时他也没有得到多少父爱，因为他的皇帝父亲也并不真正喜欢他的母亲，故崇祯出生不久后，其母就被打入冷宫，崇祯日后能做皇帝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也形成了他日后生性多疑而又孤僻冷浚的个人秉性。
平心而论，从人性角度而言，崇祯应是一个性格忧郁而又有点急噪脾气的青年书生皇帝。同时，他也十分自信而固执，一直到大难临头时都不肯离开北京城半步，足见他对祖宗遗留下来的江山社稷和京城臣民是何等的眷恋不舍，甚至对于三十六计策中的“走为上策”竟都束之高阁，足见他与像水银一样毫无秩序流动的流寇作风的天壤之别，当然，这样迂腐的坐以待毙也犯了兵家之大忌，最终使他国破家亡。
但是，与历史上其他碌碌无为、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相比，崇祯身上却十分突出地显示出失败君主的浓厚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倔强地宁死不屈、国君以身死社稷。而且，令后人感动的似乎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仁慈之心，他可以义无返顾壮烈地牺牲自己，但临死时在袖口的遗言中却还惦记着京城百姓的安危“我尸任人分割，勿伤我百姓一人，”，对于一个行之将死的帝王而言，这可决不是伪善，而是肺腑泣血之言，北京城是明朝统治的首善之地，崇祯当然不忍心看到自己的臣民们遭受外来暴力所带来的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可以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以死谢天下”的几个殉道君王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玉石俱焚，放一把火把紫禁城复之一炬，足见他对于紫禁城的一砖一瓦是筑入了何等深厚的感情和爱怜，宁可把它留给不共戴天的敌人来享用，也不忍心把它毁灭在自己手中，从而给后世人留下了一笔珍贵无价的历史文化遗产。当然，这也反映出了崇祯帝思想深处崇尚理性而非暴力的善良禀性。其实，崇祯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也就是天下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然而，无情的历史却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自他即位以来，天下似乎就没有太平过一日，而且，社会日趋动荡不安，底层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乃至初燃自陕北贫瘠黄土高坡上的无序暴烈之火呈显愈演愈烈之势，直到将大明朝廷的半壁江山烧为灰烬、化为乌有。
“这是一个对自己天子事业有着无限追求（甚至有点偏执狂）的敬业者，”大多数明史专家对崇祯这样客观评价道。众所周知，明末朝廷面临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棘手问题如同一堆乱麻搅和着许多炽热的干柴垛子，煎不断、理还乱，一旦遇到非理性的暴烈火种就会迅速地蔓延，让当时朝廷中平庸居多的政客大臣们举足无策、一筹莫展。故史家们大都叹惜崇祯生不逢时，偏偏遇到晚明乱象，大明朝此时已经社会弊端丛生、吏治日趋腐败、朝臣党争愈烈、民间礼崩乐失、朝廷内忧外患、暴民为祸甚烈、清兵虎视眈眈、国库空虚如洗、财政积重难返、军事腹背受敌，的确是病入膏肓之际，崇祯纵有雄才伟略也是独木难支，这在西方民主宪政体制（可以使政权和平更迭）尚没有传入中国的三百多年前的传统中国君主社会里，等待着他的命运结局无疑也只有死亡或投降这两条路可以选择了。
事实上，崇祯自即位以来就已经深刻洞察了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他也是明朝历代皇帝中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帝王之一，正因为此，他才明显表现出求治心切的迫切情绪，希望国事能够立竿见影地从日趋糜烂中迅速好转、恢复生机，这反而助长了他的急躁情绪，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他时常感情用事，举措揠苗助长，加之少年老成，难免产生刚愎自用的秉性，故导致朝廷诸臣皆畏之而又弊之，这些崇祯性格上一连串的的小失误陆陆续续地发生最终也间接加速了大明的亡国之祸。
当然，凭借崇祯个人的勤勉敬业和品行修为，假如是生逢太平盛世或者是和平岁月，应该会使天下长治久安，他也会成为一代明君圣主，流芳千古，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只可惜他生不逢时。
而自崇祯即位以来，朝庭在制定国内政策上又似乎有些操之过急，对于民间索取太多太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当然朝廷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主要是为了保家护国、避免生灵涂炭而向天下百姓征收辽饷（针对后金防御战争的巨额军费开支），而并非为了与民争利，可是在做法上却显出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的迹象。似乎崇祯一直到亡国时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他曾经考虑过和满清军事集团议和，以减轻因为边战过频而给朝廷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但是总碍于大国之君的威仪面子和大多数迂腐朝臣们的反对之声，而有所顾忌。当然，他还受到儒家社会传统中所推崇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