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社会都恢复了平静：该做的该批的该打的都进行完毕了，该夺的权早就夺了；该上台的上台啦，该下台了也下台了，我们照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用当时的一句玩笑话说，瞎子送大粪——跟着驴走。杨队长就是那头带头的驴，他把我们引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他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但他注定了不是一个安生的人。他对眼前的权利根本看不上：队长不是他要追求的目标。他追求的目标是大队主任支书，甚至是公社主任。但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突出表现自己，取得上级领导的重视，必须再弄出一点动静来。不然天天就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没法抓了，生产好像也就上不去了。但还再用老一套，实在也是黔驴技穷，无可奈何了。
他看看被他斗倒斗垮斗臭的地富反坏分子，一个一个地在眼前像过电影一样地过着，越过他可能越觉得少点什么：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村里没有地主，只有一个富农，也就代替了。反革命？有一个历史有问题的人，算是反革命。坏分子？我马吉平当然就是坏分子了。只是一个右派，我们村里根本没有，就是全公社好像也没有。因为我们这儿是农村，没有什么有文化的人。但是在城里有。城里的人虽然也全部是在城里的，但有不少人就出生在农村，甚至是从农村长大的，成年以后在城市参加工作的。他们即算是城里人，其根子也算是农村人。
造反起家的杨明成，做了一番仔细地调查。他终于查清楚了，我们村其实是有右派的，只不过他当了教师，是一中的骨干教师，叫江维东。他的父亲也当了一辈子教师，现在已经退休了，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养老，叫江泽辉。父子俩是我们村少有的文化人，德高望重，非常受人尊敬。由于江维东水平实在是太高了，再加上我们是山区小县，人情世故还是很大的。所以虽然把他打成右派了，并没有送去劳改，还在学校里正常教书。只是经常要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而杨明成打听到的情况是，隐藏很深的江维东终于被学校的革命小将揪出来了，隔三岔五就在学校操场上被批斗。
杨明成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凭着他和6792军造反派的关系，联系到学校的造反派，说江维东是我们村的人，要借用一下，揪回到我们村进行批斗。红卫兵小将们当然愿意，多一些批斗的人，就多了一份力量，就能把这些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和右派分子批倒批臭。
于是，这一天，生产队社员全体放假一天，连电影也不用演了，专门召开批斗大会。还请来公社大队两级干部观摩，要当做经验向全公社推广，给了杨明成极大的面子。他也非常得意，指东道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以往的批斗大会大家见得多了，早就批斗得腻了，人们根本不感兴趣。批斗的和挨批的人，也全都麻木了，根本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加入了新鲜角色：一个文化人，一个要脸面，有知识有尊严的人，也被拉回来跟这些土里吧唧，傻大黑粗的人一块挨批斗，多少有一些新鲜感。至于同情心，怜悯之心，正义感，似乎早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人都是一些机器，一些木头做的机器，只要打开开关，就能按设置好的程序运转；所有的开关都掌握在小队大队和公社当权者的手中，人家让这些机器怎么转，就跟着转，不会停顿，更不敢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转的。
刚吃过早饭，人们就三三两两地相跟着来到打麦场上。重大的活动往往在这里举行。因为这是村里最大的场地，包括演电影和批斗大会等。
老人和妇女们为了舒服一点，还拿着小板凳，或者拿一块纸板子作为坐具，坐在前面。男子汉们则大部分站在后面。最前面摆着一排从学校里搬来的课桌，拼在一起作为主席台。桌子上放着从大队借来的麦克风。上边地塄上的柱子上挂着一只高音喇叭。桌子后面坐着杨明成，吴兆成，刘明柱还有公社来的穆主任和魏主任。
靠打麦场的东侧有一间小房子，是秋夏两季打完粮食以后，因为粮食要晾晒，担心被人偷走，让照看粮食的人住着。我们这些被批斗的对像早早就被关在这间小房子里。
杨明成派民兵来叫我的时候，我还跟他商量。我说我帮他干过那么多的事情，这样的批斗会就不要批斗我了：我毕竟做过别人都不愿意干的事情。但杨明成坚决不同意。
他说，你多干了是不假，但多给了你工分，早已两清了，跟批斗不批斗没有关系。从公社到生产队，早就把你当成坏分子了，不能给你留情面的。要是把你放过，让别的人怎么办？再加上这回跟以前都不一样，当然主要不是批斗你，但陪斗你还必须去的。主要批斗对像是江维东。
我没有办法，只能跟着民兵来到那个小房子里。
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我们几个人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圪蹴在地上。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江维东了。他也已人到中年，两眼无神，目光呆滞，枯黄色的一张马脸，毫无血色。头发也乱喷喷的。身为教师的他，好像还不如我们这些当农民的有精神，苶头搭脑地，如同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他圪蹴在地上，一句话也不说，只低垂着头看着地面。偶尔抬起头来，也看着灰蒙蒙的墙壁，好像在想着什么。
这时，只听见杨明成大喊一声，把反动分子给我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