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生的信象投了一个石子在他的生活里，激起一阵水花，搅动了整个水面，然后又平静下去了。但是石子却沉在水底，永远留在那里，无法拿开。她以后还有信来，一个月至少要来三次信。信上话不多，不讲自己的生活情况，只探询他同小宣的健康和近况。她仍旧按月汇款。他母亲要他把款子退回去，他没有照办。他收下款子，不用，也不退回，他把汇款领来全部存入银行，而且依照她的意见，存“比期”。他写回信时也提过请她不要再汇款的话。可是她好象没有见到他的信似的，下次照常汇寄。他要她叙述她的近况，她却一字不提，偶尔提到，也仅有“忙”和“好”两个字。他只有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愿写一个字或者做一件事伤她的心。
他有了工作和收入。他接到她的长信以后隔了一天，便到公司去上班了。新来的方主任是一个不太严厉的中年人，对他相当客气，甚至向他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同事们（除了钟老）虽然没有什么欢迎的表示，不过全对他点头打招呼。他心里高兴，因此对那些古怪的译文或者官场公式文章也就不觉得怎么讨厌了。
家中仍旧少有人声。除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常常是两个星期一次）小宣回来坐坐，吃一两顿饭或者住一个晚上外，就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有时甚至只有他们中的一个在家。
日子仍旧单调地一天一天过去，无所谓快，也无所谓慢。他只有一种类似“捱”和“拖”的感觉。他没有娱乐，也没有消遣，他连写信和谈话的快乐也得不到。春天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但是春天也终于捱过去了。
夏天里他更憔悴了。他的身体从来不曾好过，他的病一直在加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使他不倒下去。他每天下午发热，晚上出冷汗，多走路就喘气，又不断地干咳，偶尔吐一口带血痰。左胸有时痛得相当厉害，连右胸也扯起痛了。他起初咬着牙在挣扎，后来也渐渐习惯了。捱日子在他说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反正他的生活就只是一片暗灰色。他对一切都断念了。他再不敢有什么妄想。甚至德国投降也不曾带给他快乐和安慰。他听见人说日本在一年内就要崩溃，他也笑不出声来。那些光明、美丽的希望似乎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衰老的车夫，吃力地推着一辆载重的车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面走，他早已不去想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地，卸下这一车重载，他也不再计算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他只是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推着，一直到他力竭的时候。
一天晚饭后母亲忽然望着他说：“宣，你这两天没有什么不舒服罢？怎么你脸色这样难看？”
“我还好，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可是他的喉咙不肯帮忙他掩饰，他接连干咳几声。他连忙用手掩嘴。他害怕又象白天那样咳出血痰来。白天在办公时间里他咳了一口血痰在校样上面，虽然他已经小心地揩去了血迹，但是纸上的红点还隐约看得见。
“不过你得当心啊，你又在咳嗽。我看你的咳嗽就一直没有好过，”母亲皱着眉说。
“不，也好过一阵子，不过总不能断根。人一累，就要发，”他解释地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真话，但是他愿意这样说，他不仅想骗过母亲，同时也想骗他自己。
母亲沉默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你不应该去做事，不过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心里很不好过，答不出话来。他越是想不要咳，越是咳得厉害，一咳就不可收拾，脸挣得通红，泪水也咳出来了。急得他的母亲在屋子里乱跑，又拿开水，又替他捶背。他终于缓过气来。他从母亲的手里接过脸帕揩了脸。
“不要紧了，”他吃力地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母亲。
“你躺躺罢，”母亲怜惜地说。
“不要紧，等我多坐一会儿，”他沙声答道。
“宣，明天我就去公司替你请一两个月的假。你应该休息。你不要愁生活。实在没有办法，我出去当老妈子，”母亲下了决心似地说。
他摇摇头，有气没力地说：“妈，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怎么吃得消！这种办法有什么用？受苦的并不止我们一两个，我们不拖也只好拖……”
“这样我宁肯不活，”母亲愤愤地说。
“这个年头死也死不下去啊，”他说了一句，又感觉到胸部的隐痛。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他会死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很快地就会死去。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想到这天在公司里听见的同事们关于肺病的闲谈。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小潘卖弄似地叙述一个亲戚害肺病死去的情形。“只有害肺病的人死的时候最惨，最痛苦。我要是得那种病到了第二期，我一定自杀，”小潘说，眼光射到他的脸上，话一定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听说有一种特效药，是进口货，贵得吓人，”钟老接嘴说。
“不过并不灵验，而且这种病单靠吃药也不行啊，”小潘得意地说。
“最惨，最痛苦，”他想着，就再也不能把那个念头驱逐开去。绝望和恐怖从远处逼近。他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噤（虽然已经是夏天，他还感到冷。他真有一种整个身子落进冰窖里去的感觉）。
“为什么就没有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真正灵验的特效药？难道我就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