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九日
天气热不可耐，昨晚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醒来的时候还不到四点钟，趁着立群和孩子们还在睡，索性把积下的字债还清了，一共写了四十二张。
吃早饭的时候，世英问我：“爹爹，你到苏联去，好久回来？”我回答不出，眼泪有点汹涌。
自己的心境是在哀乐之间。能够到苏联，自然是多年的夙愿，但把年青的立群和幼小的儿女留在重庆，于心实在难忍。假使可能的话，我想在国外久住，或者索性往英美去游历一番。究竟什么时候回来呢？实在回答不出。
发现洗脸时所常用的一面镜子被用人打破了，心里很不愉快。为什么不早不迟，独于在今天我要动身的时候，镜子要被打破呢？尽管说那是迷信，心里总有点黯然。
送行的朋友不断地来，有带照相机来的，也照了好几张相。立群说我的头发太长，应该赶着去理一次发，九点半钟的时候，我在忙乱中把汉英一同带了出去，在附近一家极简陋的小理发店里把头发剪了。汉英，我们是打算让他到飞机场去送行的。回家的路上，我不免有几分凄凉地告诉他：
——汉英，你要大些。爹爹走了，你要好生听妈妈的话，不要和弟弟妹妹们一同懊气。
他默默地在我旁边走着，没有作声。他似乎已约略知道了一些别离的滋味。十一点五十分的时候，同朋友们一道用中饭。送行的人太多，只好轮流着立食。
刚好把中饭吃完，苏联大使馆的汽车来了。立群叫用人们把小的孩子们带开了，免得他们啼哭，连汉英她都临时改变了计划，叫他去睡午觉，不让他到飞机场去了。
朋友们送我到市民医院门口，握手告别了。只有少数的人，分乘着两部汽车，向枇杷山驶去。
天气热得难耐，到了大使馆的时候，安南略先生接待着我们，开了几瓶香槟酒以壮行色。飞机是两点钟起飞，时间已经迫促，没有多作逗留，便赶着动身。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也赶来了，他本打算到飞机场的，但因中暑，有些热候，便中止了。
安先生，苏牧先生，立群，我，同坐上一部汽车。要回国述职的邵鲁诺夫秘书，他同行李另外坐着一部，由枇杷山出发，经由两浮支路，驶向九龙坡的飞机场。
九龙坡离城十二公里，飞机场临着长江，并不甚大。这儿立群和我都是第一次来。飞机站是一层的建筑，背着江面，周围有些洋槐围绕着。站内进门处一左一右有两个柜台间，左手是美国人办公的地方，右手的是中国人。一进站，先在右手间投到，据执事的人说：中国人出境还要有外事局的许可证，不然便不能起飞。这一消息出乎意外。因为时间太迫促了，还要回城办许可证，万万来不及。外事局照别国的惯例应该是管理外国人出境的事情，今天刚刚相反。打电话进城去一时得不到着落，安先生又连忙派了一部汽车回城，请大使馆就近办理，我们便坐在站里等候回信。
费德林博士赶来了。制片厂的司徒慧敏和另外的几位摄影同志也赶来了。等到快要两点钟了，许可证还没有消息。执事的人来催问，假使得不到许可证，要到美国人那边把乘机证取消。我心里为这事反而有点高兴：今天能够不走，索性走不成，倒更好。人事是尽了的。外交部发了护照，美军司令部也特别优待，没想出还有这么一道难关。
然而碰巧，飞机迟了刻。不仅二时没有到，就是三时，三时半，都没有到，而许可证也同飞机的迟到在比赛，迟迟地得不到最后的着落。时间沉闷地过着，热，汗，电扇鼓着温风。
快要到四点钟了，对山有号角的声音，报告飞机到站。那就是我们所等待的飞机。乘机的人都在做准备了。许可证还没有送到。执事的中国人又来说，要去取消乘机证了。但就在这时候，右手内部的办公室里面又有人出来，说是接到城里的电话：许可乘机。这一来我好像得了赦令，但又好像受到了判决，无论如何非走不可了。我有点茫然。立群为我倒了一杯凉水来让我喝，又把手巾蘸湿让我抹了一次脸。送行者的姓名都被调查了，我们便动身走出机站。立群只同我说了一句话：到那边去少喝些酒啊。我在心里发了誓，绝对要记住她的叮嘱。
在一架中型的运输机下和大家握别，摄影的朋友们不断地摄影。当我和立群握别的时候，费博士很愉快地说：假使在我们苏联，是要来这一套的。他把两手比成拥抱的形式。但我们没有拥抱。
上了飞机。立群在下面对我说：他们还要我们演一个场面。慧敏导演着，要我从飞机上和立群握手。管飞机门的一位美国青年，含着笑，闪开了。摄影完毕，碰的一声，铁门关上了。
飞机上的座位在两旁的窗下，可以坐三四十人光景，但乘机的只有九个人。座位两旁有系腰的板带，要起飞了，机师叫把板带扣上以免震荡。待飞到了上空，又叫把板带解扣。后来在下降的时候也这样，对于旅客的便利，注意得相当周到。
坐在飞机上起初也还是有点茫然，待一飞定了，在上空发生着清凉的感触，脑子里的回忆就像突然开了闸的一样，汹涌了起来。
八年的抗战当中，自己所曾参与过的差不多每一个场面都交错地迅速地插换着，但一想到前途便突然现出一片白光。计自四点二十分起飞，七点二十分到达昆明，在空中足足飞了三个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