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撤守前后 (1/5)

一、“正义之剑”

保卫大武汉之战，先后支持了四个月以上，比起保卫大上海来多了一个月；比起南京的五天，广州的一天，当然更不可同日而语了。主要的原因，自当归功于民气、士气的旺盛。但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不能忘记的，便是苏联的顾问团在帮助我们策划，更有苏联的飞机和义勇队在帮助我们守卫上空，并配合着前线作战。

苏联曾以sb轰炸机和e—15与e—16战斗机源源向我补充，详细的数目可惜我不知道。苏联义勇敢死队号称“正义之剑”，在空战中有不少的人受了伤，更有不少的人牺牲了。详细的人数可惜我也不知道。

苏联朋友是不喜欢自我宣传的，他们决不像美国那样，把“援助”、“救济”等字样刻在自己的额头上。苏联义勇队，生活纪律特别严，他们是在飞机的银翼下过着天幕生活的。无论星期或节日，决不到市面上招摇。像后来的美国兵那样旁若无人地四处胡闹，坐着吉普车乱撞，乱拉女人，那更是无法联想的了。因此一般的人很少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抗战前期苏联朋友曾经帮了我们许多的大忙，而且，为了保卫大武汉，更有过不少的义勇队为我们把性命牺牲了。

当时苏联未同日本宣战，故援助的情形不愿公开。反动派是讳莫如深的，更乐得有所借口了。反动派从来不曾把苏联援助的情形发表过。平时把苏联顾问团和义勇队，当成间谍一样监视着，一些照拂顾问团和义勇队的人们，大抵都是“统”字号的朋友。他们有时还在小圈子里面放些谰言对苏联诬蔑。他们昧着良心这样说：苏联送来的飞机并不是好飞机，派来的人员也并不是好人员，苏联把我们中国当作战地演习。

但大家总还记得吧，在二次大战中，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大将崔可夫将军，扭转了欧洲战场的胜负，那是全世界知名的人物了。他在回国之前是在中国充任过总顾问的。我们能说这是苏联派来的不好的人员吗？

武汉上空有好几次的保卫战，事实上都是苏联义勇队的战绩。就我亲自看见的一次来说吧：四月二十九日是日寇的所谓“天长节”（“天皇”的生日），那天敌机大量侵袭武汉，据说是费了两星期的筹备的。那天的天气很好，上午我们正在武昌城内陈诚的公馆里开宣传会报。空袭警报发了，大家都进了园子里的防空室，我却在室外眺望。

晴朗的太空中泛着团团的白云，高射炮更射出朵朵的绒花。高射炮的轰鸣、飞机的拍音、**的爆炸、机关枪的连响，构成一个四部合奏。双方的银翅在日光下穿梭翻腾，或上或下，或反或侧地搏斗。据术语说，那是在演着“狗斗战”（dog-fig），怕应该称为“鹰斗战”（eagle-fig）吧。忽然有的放出红光，泄着黑烟，划空而坠，有的又在空中爆炸了。真是有声有色，鬼哭神嚎的画面呀。那样足足有三十分钟光景，宇宙复归于沉寂了。那是最热烈的一场大空战，辉煌的战果，是击落了敌机二十一架，我方损失五架。

“正义之剑”不仅斩杀了空中的鹰，而且还斩杀了水上的鲛。据统计，在长江里面炸沉了敌舰九十二艘，炸毁了十六艘。这些毫无疑问，也就是延缓了武汉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惜得很，我自己没有参与过这一方面的工作，不能知其详。我希望参与过的朋友们能够把详细的情形报导出来，让全中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些“正义之剑”，更拿来和今天的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比较一比较。我们中国人民也应该是一把“正义之剑”，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

二、四巨头会议

武汉要陷落是早在预料中的。但在武汉陷落之前四日华南重镇广州突然毫无抵抗地先陷落了。那真正是完全出乎意外。敌人仅有三千人，而我守军十师，一夜之间，闻风逃遁，真真是无上的耻辱。这儿不是孙中山先生生聚教训了多年的地方吗？这儿不是革命的发祥地吗？盘踞在人民头上的一些中山先生的叛徒们，平时作威作福，蹂躏人权，战时鹤唳风声，抱头鼠窜。他们的罪恶深重，难道还不应该上二十四次的绞刑架吗？然而那些“将军”们、大员们却依然延年益寿，直到今天，还在剿民的破阵里呜喑叱咤呢！

广州的失陷，使已经动摇着的武汉更加动摇了起来，毫无疑问对于进攻武汉的敌人则更给予了刺激和鼓舞。敌人进攻武汉使用了十二个师团，连后方兵力共有二十五个师团，人数在一百万左右。前线补充五六次，伤亡二十余万，费时四个多月。敌人是好大喜功、贪多务得的，侵占广州的消息，难道还不促使他们更要加上火力，做疯狂的比赛吗？在那最后的几天，特别对于我们撤退的车船频加空袭，那便是疯狂比赛的最具体的表现了。

开往长江和湘江上游的船只在那几天接连被炸，载着《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一部分人员的新升隆号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二十二日离开武汉之后，在当天便遇难，而使好些朋友成了烈士。这样，不用说使得武汉三镇，特别是一些中下层被留下的公务人员，更加人心惶惶了。“最高”的那位是有飞机可坐的，可用不着担心。次一等的也有自己的小汽车可坐。再次便须得坐卡车，坐轮船。卡车和轮船的目标更要大些，而船在水上是无路可逃的。因此大家都回避水路，虽然水上的船已经很少，能够坐船也要算是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