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的触角
三厅自四月一号成立以来，到办完了“七七”周年纪念，已经整整三个月了。预算得不到批准，原订的工作计划好些都无法进行。三个月来只做了一些零星的工作，而且是偏重于红白喜事。朋友们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感觉着苦闷，有了工作便忙得不亦乐乎。但等工作一完毕，又静了下来，苦闷却更加深沉了。
我们经常在检讨自己，想改换一下这种寒热症式的作风，而在可能范围内确定一个工作方针。
本来在从上海撤退的时候，文化界的朋友们虽然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念，要把文化的触角尽量往民间伸出去。这一意念，在当时是表现而为文化人的内移。
但内移文化人，除掉一部分去了延安之外，差不多又集中到了武汉。不仅从上海来的，还有远自平津、东北和其他各地来的，结果是使武汉又成为了第二上海。集中着很多的人在一个城市内，已经是一种浪费，何况工作又不容易展开。这岂不是自投反省院，自进集中营吗？
散开，打破这个变相的反省院或集中营的局面，认真把文化的触角尽量地伸到各地，伸到后方，伸到战区，伸到前线，甚至伸到敌后！
伸到后方去倒是比较容易的。日寇不断地在进袭，不单是水陆并进，而且是水陆空品进。在空中虽然靠着苏联的义勇队和飞机为我们保卫，替我们打过好几次漂亮的空战，但在“七七”周年以后，武汉的被炸更加频繁了。因此，一切公私机关或个人已经加紧在疏散了。文化人中有些向来反对“前线主义”的勇士们，也就更奋勇地在向重庆或成都方面跑去。
更要紧的还是伸到战区、伸到前线去工作。虽然被那些少数的勇士们指斥为“前线主义”，似乎有伤文化和文化人的体面，但为事实所需，这工作倒也绝不是嘁嘁喳喳的“批评”所能左右的。问题倒是在——怎样才可以使文化触角伸到前线，伸到战区。
在这儿三厅的存在确实是发挥了一些作用。当时很多勇敢的新闻记者上前线，是三厅在签发通行证。关于这件事情，我相信朋友们都还记得。但除这之外，三厅本身也加强了慰劳前线和伤病兵和抗属的工作，加强了把精神食粮运输到前线的工作，加强了附属团队巡回各地的工作——在武汉撤守以前，我们陆续送出了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训练着四个电影放映队，而让孩子剧团不断地在后方流动。
假使要用批评的眼光来看三厅，认为它的存在在抗战期间多少有过一些贡献的话，那倒不在乎它在武汉三镇前后所做过的几次轰轰烈烈而却空空洞洞的扩大宣传，而实实在在是在这些文化触角所给予各战区和后方的安慰、鼓励和启迪。虽然由于前方也一样受着限制，工作并不能顺畅展开，而有时还需要有更艰苦的适应，但至少总把反动势力的嚣张牵制着了一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人下了乡，受着了老百姓的熏陶，使先天带着舶来气质的新文化本身换上了民族气咏方面特别显著。这是一件大事，我希望批评家们应该把眼光扩展到这一个圈子里来。
二、慰劳工作
靠着“七七”献金，我们成立了一个慰劳总会，统筹一切的慰劳工作。这个会由公私机关合组而成，是一个民间团体的形式，但事实上是由三厅在主持。会长是陈诚，副会长是马超俊和我。后来移到重庆，由于社会部成立，又加上一个副会长谷正纲。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厅改组，结果这个会便被谷正纲抢去了。
整个地说来，慰劳总会在抗战期间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的。其所以然的缘故，当然要感谢武汉三镇的爱国市民，为了保卫大武汉他们捐献了自己的心血。武汉三镇后来虽然并没有保卫好，在“七七”纪念之后仅仅三个半月便沦陷了，使三镇的爱国同胞们遭了敌伪的蹂躏，而且受难了七年，但我今天敢于负责地说：爱国同胞的“七七”献金，在慰劳总会的支配下，不仅没有一分一厘的浪费，而且是把一个钱当作了十个乃至一千个在使用的。
在我个人所负责处理的范围内，有几笔大数目我记得很清楚。
一笔是请准了二十万元的外汇，到**采办医疗器材和药品，这是当时前方所急需的。尤其像奎宁丸，虽然是很普通的药，但受着敌寇封锁，却非常缺乏，差不多宝贵得就和珍珠一样。
那时是阳翰笙和程步高担任了这项任务。同时我还请他们多带了十万元的法币，在广州各地采办普通的慰劳物品，这要算是第二笔。
第三笔是在九月中曾经组织过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南战场是陈诚所主持的第九战区，北战场是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战区。我们用现金慰劳，各战场送了五万元。钱是由慰劳团亲自送到前线交给司令长官的，下落是怎样，我们就不敢保险了。
这三笔经费的用途，主要是出于我的主意，故我记得很清楚。其他六十万左右的用途，都是有过报告的。好在慰劳总会是各机关、各团体所共同组织的，而且还有审计处的代表在内，金钱出纳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倒在个人经手采办物品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揩油。在这一方面，我也不敢说我们能够绝对保险。
但关于阳翰笙、程步高所经手的一件，那要算是数目最大而且最容易舞弊的一件，却是点滴归公，一本万利，劳苦功高，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