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学校新学期开学的日子。
九岁上小学，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如果生日大，8岁上小学也可以。
80年代，小学就是村小，除了特别小的村没有学校，其他基本每村都有一所小学，初中整个乡就一所，高中整个县就一所，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张家庄村小就在村后面一排房子，学校一间办公室，三名教师，三间教室。一年级跟三年级一个教室，二年级跟四年级一个教室，五年级单独一个教室。院子里两边各树了一个篮球筐，教室前面有几个水泥板搭成的乒乓球台子。
张牧旸和十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坐进了一年级教室里，坐前面两排，三年级学生坐后面两排，背靠背坐着。教室前后两块黑板，老师在这面给一年级讲完课，安排点作业，然后再到另一面给三年级上课，习惯了也能做到互不干扰。
学校就在自己村，没什么神秘感，但坐进教室，感觉还是挺新鲜。
学费过些日子才收，张牧旸好像就是来打酱油的，老张跟校长说了，能上几天上几天，先落学籍，将来有事再说。
校长其实很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学籍一旦办好了，张牧旸若不参加考试，是背平均分的，参加考试，成绩也不会好，校长同意你来旁听，但高低不同意落学籍。
现在人们习惯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到初中这九年一路升级没有门槛。当时不是如此，从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一直到高中，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升级考试，语文、数学有一门达不到60分，休想升级。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难度更大，有比例的。就张牧旸所在乡镇，每年120多名初中生，升高中比例达到10就算是创历史新高的好成绩。
村里有不少留级专业户，五年的小学上了六年七年甚至八年，结果还是小本毕业，最后坐不起冷板凳，下地干活。
学校老师都是本村的，留级也是有规定的，那时候的人情关系不太好用，加上学校的魏校长是出了名的严肃认真，学校成绩在全乡各村小从来都是名列前茅，也是相当有威望的。
学校不大，却是村里孩子走出农村走向广阔世界的主要通道。鲤鱼跳龙门，这里就是你最初起步的基石。
现在看来，应该是当时孩子多，每家孩子五六七八个，十一二个的都有，一来初中学校没有那么多座位，二来当时还不是义务教育，上学就是对人智力的培养与选拔，你不是念书的料就不要浪费资源了，该干啥干啥去，更多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的孩子更早地接受了现实，早早就断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念想，进入类似“放羊—挣钱—盖房—娶媳妇—生孩子—放羊”的闭路循环，或者是“打工—挣钱—盖房—娶媳妇—生孩子—打工”的闭路循环。
无趣？平庸？愚昧？可怜？不要这么想，不管曾经多么残酷、无助，这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看似远离江湖，其实身边一直都是。
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从来都不丢人，别人没有资格妄议。
念过书考上学的无非就是吃个公家饭，很多人成了书橱，成了工人，成了教书匠，成了家，还不是又跳入了“上班—挣钱—买房—娶媳妇—生孩子—上班”的粪坑。
都在粪坑里，别觉得人家坑里的粪不够香就笑话别人。
我们现在觉得确实这么回事，不以为怪。可是，你要经历过那段岁月，你就知道，人与人之间差距有多大。
笑贫不笑娼，不奇怪吧。当人们的价值取向一致统一，就会约定俗成，你要不成为被人取笑、嘲弄的对象，你就要迎合，或者做得更好，更出类拔萃。
知识改变命运，此言不虚。最现实的通道，你初中毕业，考上小中专，你的户口就可以迁出农村，毕业后吃的就是公家粮，每个月国家给你发粮票，家里就可以少交一口人的公粮了。跳出农门，你就算是一条合格的鲤鱼。
你考上了高中，哪怕没考上大学，你也有资格报考公家部门，录取了也能端上公家饭碗，这些人干在基层，很多人成为了地方一把手二把手。
考上大专、本科，你肯定就端上了铁饭碗、铜饭碗、金饭碗。
怕就怕，一心只读圣贤书，到头来没考的出去，在农村高不成低不就，成了一无是处的书呆子。
成了书呆子就意味着你打不过别人骂不过别人干活赶不上别人处处不如人，像孔乙己一样处处吃人白眼受人欺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噤若寒蝉。
张牧旸不懂这些，该上学就上学，上不了就不上，饿着肚子坐在教室里看书，还赶上自己上野外找点东西填饱肚子？
水里除了有鱼有虾，还有青蛙，青蛙现在属于野生动物了，不能抓。那时还不是，抓到青蛙，放麦秸堆里点一把火，保证一个也跑不出来，青蛙腿管比啥肉都好吃。
秋收过后，打谷场院边上人们废弃的豆叶堆里，就会发出一片片的黄豆芽。翻开覆在上面的豆叶，有耐心的话，一下午能挖一筐子。
下雨后，茅草地里会长出成片成片的小蘑菇，一个不过指甲盖大小，拿来炖汤特别鲜美，不过采摘要抓紧，太阳一出来，这些小蘑菇也就缩回去了。
即使抓不到鱼，你到苇湾里转一圈，说不上就能拾到一个两个鹅蛋、鸭蛋，村里人养的鹅鸭子可不是只在家里下蛋，水边芦苇丛里经常有蛋，鹅鸭也有玩疯了的时候，肚子憋不住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