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北方沿海小城兴州，一名婴儿呱呱坠地，响亮的哭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也给年轻的父母带来了无限的欢欣和希望，他们为婴儿取名张应权。
张应权天赋异禀，5岁入私塾，启蒙先生教《三字经》，别的孩子每天勉强能够记住三行，而张应权却可以背下来三页。
别的孩子刚学会《三字经》，他已经能够将《千字文》倒背如流。
启蒙先生捋着花白的胡子，连连感叹：“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张应权的舅舅是当地一位名医。
15岁那年，他在舅舅家看到一本《伤寒杂病论》，信手翻了几页，便被吸引住了，如饥似渴地读了半天，久久舍不得放下。
舅舅见他喜欢，便将此书慷慨相赠，张应权如获至宝。
从此，读《伤寒杂病论》，便成了他的业余消遣。
每每读烦了枯燥的八股文，他便将《伤寒杂病论》捧在手里，看上几页，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悟。
三年之后，他不但能将此书倒背如流，而且还颇有些心得，自视天下无不可治之病，技痒之下，常到舅舅家的医馆小试牛刀。
16岁那年，兴州大旱，接着就是瘟疫流行，哀鸿遍野，饿殍遍地。
张应权的舅舅在医馆门口支起了大锅，熬制“清瘟败毒汤”供病人饮用，不管本地居民，还是外来的逃荒者，只要得了瘟疫，都可以免费得到药物。
张应权赶来帮忙。
他对舅舅说：“所谓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我看啊，咱们光治病不行，重在预防，要扼住发病的源头，我琢磨了一个配方，以柴胡、藿香、石菖蒲、茵陈蒿等药物，用大锅熬制，供应那些未得病者，这样才能彻底遏制住瘟疫的流行。”
舅舅觉得外甥说的在理，于是，另起一口大锅，专门供应“防疫汤”。
兴州的其他医馆也纷纷效仿，这场瘟疫很快就在兴州销声匿迹了。
经过此番抗疫，舅舅发现张应权不仅博闻强记，悟性极好，而且能够举一反三，更难能可贵的是，小小年纪的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这实在是难得的医学人才啊。
舅舅有意栽培他，但张应权的父亲志不在此，他想培养儿子做官，将来光宗耀祖，开馆行医毕竟属于下九流，实在不是个体面职业。
咸丰初，朝廷急需人才，已经大开捐监之风，张应权的父亲预备先替儿子捐个监生，然后，再一步步往上进阶。
张应权自恃才情过人，不甘心花钱买官，踌躇满志地要走正途入仕。
正赶上朝廷拔贡，同乡陈文茂在本省学政担任要职，极力荐举张应权贡入京师。
经过朝廷考试，张应权被选为二等贡生，头脑聪明，又长袖善舞，他顺顺当当做了几任知县。
那年，英法联军从天津沿着大运河向北京进发，眼见得就要攻到紫禁城了。
当朝皇帝慌了神，派遣大臣前去谈判，结果给谈崩了。
皇帝竟然躲到热河避暑山庄，打猎去了，留下恭亲王主持朝廷事务。
后果就是割地赔款，中国园林的精华杰作圆明园，也被付之一炬。
张应权对朝廷的软弱无能大感失望，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深感厌倦，这个官不做也罢，说走就走，他毅然辞官回乡，在兴州开办了一家医馆，取名裕兴堂，正式挂牌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