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设立郡县。
将那些老世族的封地，收回为国有。
大贵族们仅仅只是保留爵位、俸禄和一小部分特权。
将老世族封地自己搞税赋的权力，也收到了国府的手中。
重新丈量土地，开阡陌交通，让整个秦国的赋税执行同一个标准。
也首次在当时的秦国境内，做到了统一度量衡。
使得县里的税收，能够直接转变成为秦国的国力。
而不再是变成那些老世族的家底。
剥夺了老世族自己组建私军的权力，将秦国的军队也从联军形式，变成了真正的正规军队。
虽然在武器装备上，秦国军队和六国军队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距。
但是在组织度上，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真正让秦国以一国之力，去面对山东那些没有经过变法的旧制国家。
到了秦惠文王，乃至之后的秦昭襄王和秦王政。
以上令下达的正规军队，去打山东六国那些名义上是国家军队，但其实根子上还是一大堆贵族的联军，自然是无往而不利的。
然而，商鞅的变法，虽然是将那些老世族的特权剥夺。
并且设立了郡县。
但是受限于实际情况，县以下的治理还是靠乡绅毫桀和一些小世族的自治。
这些乡绅毫桀，在秦国境内对国府的统治，其实构不成什么严重威胁。
所以便没有引起商鞅的重视。
亦或是商鞅还有后面的三期、四期变法的构想。
但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和推行，秦孝公便英年早逝。
没有了秦孝公支持的商鞅，则很快被老世族们联手覆灭。
饶是商鞅这样的手段和雄心，面对老世族的时候，也是选择了十年蛰伏。
就这还最终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
嬴扶苏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比商鞅更加高明。
于是也便听进去了冯职所说，应该从长计议，一步一步来的建议。
商鞅的变法，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六国的时候。
让秦国能够快速强大，并且以一国之力对抗六国。
但是统一六国之后的秦国，其实真正算起来，反而在很多方面不如统一之前。
六国虽灭，但是六国的旧世族却是没法被根除的势力。
例如项梁和项羽，张耳和陈余这些人。
他们虽然表面上归顺秦国，但是实际上在自己地盘上的影响力却非常大。
秦国朝廷，其实权威性是远远不够的。
也正是如此，秦始皇和二世胡亥，才一次又一次的东巡天下。
只要这些六国世族、毫桀、乡绅还在。
秦国就不得不用大量的军队在国内各地维持稳定。
而这些人，才是朝廷最大的隐患。
秦的覆灭不用多说，便是被这些人联手推翻的。
陈涉吴广只是一个引子。
后面的天下皆反，才是这些乡绅毫桀和老世族隐患的大爆发。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年朝堂之上王绾和李斯政见上的分歧，是有一定道理的。
王绾提出，应该让始皇帝将自己的儿子们都分封出去。
镇守偏远的地方郡县。
这样一来，便可以对原本山东六国的地方，都真正归属秦国统治。
而李斯则提出，应该将秦国的郡县制度推广到全天下。
这样在几代甚至十几代以后，秦国不会像春秋时期那样同宗相残，相互疏远。
从更加宏观一些的角度来看，这里两种方法，都有其优点，也都有其缺点。
并不是谁比谁更高明的。
而若是单单站在皇室宗族的角度来看，王绾的政见能让秦国走得更长远一些。
秦国的覆灭自然不用说，当真是吃了没有宗室王候镇守的亏。
以至于秦国朝廷控制不住下面的郡县。
下面的郡县更是一盘散沙。
地方豪强杀了县令，就能造反。
联合其他几个县，就能初具规模。
一旦有一个地方造反起义。
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各地。
陈胜吴广起义之后，整个旧山东六国的地方，几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和镇压。
反而是县尉、郡守这些秦国官吏，和那些山东六国的旧贵族同流合污，共同起事。
陈胜则成了那个一呼百应的人物。
甚至像赵陀这样的郡尉、郡守，直接自己就与秦国朝廷断了往来。
拥兵自立，割据成了南越国。
整个秦末乱世中。
唯独地方对这些造反势力真正有效遏制的，似乎也只有三川郡守，李斯的儿子李由。
李由可是娶了秦国公主的。
如果将作为秦国丞相的李斯和秦国朝廷视为一个整体来说的话，用李由当郡守，和让皇子去当诸侯王。
其实效果算得上是一样的。
因为李由作为李斯的儿子，不会背叛作为丞相的李斯。
也就不会背叛秦国。
与那些其他郡县的郡守、县令，是不同的。
这跟王绾的初衷则是一样的。
所以整个山东六国的叛乱，也只有打到了三川郡，才被暂时挡在荥阳。
至于其他的郡县，要么就是郡守被杀，要么就是像会稽郡这样，郡守直接就想反。
根本对秦国，没有什么归属。
秦国，能够最终走向天下皆反和灭亡。
和李斯推行郡县制，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郡县制避免了同姓宗室相残，但是却是削弱了秦国朝廷的控制力。
天下反秦，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