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话，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鱼，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各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瞅呕哑巩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入现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它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也可以用越语、粤语、闽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响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一只已经离开了土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一只苹果？
方言当然不是唯一的语言障碍，地域性也不是语言的唯一属性。在地域性之外，语言起码还有时代性的维度。几天前，我与朋友交谈，感慨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二○年出生的人要了解二○○○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难。
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同一种方言内，所谓“代沟”不仅表现在音乐、文学、服装、从业、政治等等方面的观念上，也开始表现在语言上——要一个老子完全听懂儿子的词语，常常得出一把老力，已成为我们周围常见的事实。“三结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词汇迅速变成类似古语的东西，并没有沉淀于古籍，没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际圈子里流通，就像方言在老乡圈子里流通一样。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还在造就出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里说。即使人们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障碍，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呢？有一个语言教授做过一次试验，在课堂上说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们说出各自听到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种多样的：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宴，有监狱，有政治课老师，有报纸，有菜市场，有手风琴……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生命体验，对“革命”这个词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诠释。当然，他们一旦进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形象，一闪而过的感觉，不会在意识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呢？谁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广义普通话的时候，在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求心灵沟通的时候，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呢？一个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过程，不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呢？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消和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