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家族·
一家三院士，满门皆才俊
根植于灵魂的信仰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教育习惯中，几乎每一对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才，唯一不同的是大家对成才的定义理解各有不同罢了。纵观历史，民国时期能称得上“满门皆才俊”的家族并不多，其中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便名副其实地收获了这份赞誉。
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梁启超被认为是革命的先行者，他参与变法革新，为的是求取中国之变、实现中国之强，然而这一夙愿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未能如愿。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转而投身社会教育事业，并且认为投身于此，为国家培养后继强健之接班人更为其“天职”。
这样的想法贯穿他养育九个子女成才的过程中。梁氏一门出九子，几乎都在各自的领域独树一帜，成了当之无愧的时代才俊。如此英才辈出的家庭，有赖于梁启超的精心培养和呕心沥血的教育。在中国幼儿教育尚未步入正轨的时代里，梁启超与孩子们一同探索中国的儿童教育，其结果是树立起家风之楷模，为世人所钦佩。
长女梁思顺是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名扬四海的建筑学家，并在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兄长一同于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梁思忠在兄弟中排行第三，虽因病早殇，但生前入伍报效国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四子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第三个女儿梁思懿擅长的是社会活动；小女儿梁思宁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小儿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氏家族在教育的问题上有着根植于传统情怀的信仰，这份信仰与儒学不无关系。梁启超本人便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熏陶长大，从他的祖父梁维清开始，儒学思想就被接受和认同。
梁维清穷尽一生努力、耗尽一生所学，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闻达于诸侯，即使入了仕途，最大的官职也仅为“八品”。然而梁维清却做了一件令乡里人刮目相看甚至极为敬重的事情，那就是在自家的院落里办起了私塾，取名为“留余”。这间小书斋依着梁宅的空地上建起来，梁维清一改“十世农耕”的面貌，过上了半耕半读的生活。
他原本将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身上，然而，梁宝瑛屡次落第，让梁维清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梁启超身上，并且开始亲自教授孙子读书识字。
梁启超六七岁之前几乎都是和祖父一起度过的，白天二人一同读书玩乐，晚上孙子躺在祖父的臂弯里听他如数家珍般讲着历史故事入睡。在梁启超的记忆里，祖父最喜欢讲的是宋朝、明朝亡国的故事，每次讲起都是津津乐道的，而且以此为典故向他讲述“义理名节之教”。显然，祖父的教导在不经意间将一个老儒生对典籍的熟悉和敬重传递给了梁启超。
现在的我们很容易便可获得幼儿教学的资料和知识，然而在梁启超还是个小孩子时，要想找出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幼儿读物却比登天还难。因此，梁维清只能将《四子书》（四书）、《诗经》作为梁启超的启蒙读物。
也许梁维清选择让梁启超读四书五经是出于希望他日后得以高居庙堂的目的，也许梁维清是无意识的，只因家中无其他读物，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梁启超确实从这些书中学到了家国天下、学到了理义道德、学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传统的思想根基。“家国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崇高的君子之道为梁启超后来走上变法革新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祖父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四书五经的层面，从祖父那里，梁启超学会了礼义、宽厚、心怀大众的良好品质。从后来梁启超对祖父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梁维清勤俭朴素、自信坦诚、严于律己，而且是一位颇有德望的乡绅，处处得到村里人的敬重。
据说，当年村里的土路年久失修，出行交通甚为不便，这样的事原非一个乡绅所能及，然而，梁维清却将其视为己任，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攒下的钱财，还动员村民一同加入。后来他的努力竟然奏效了，村里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最终把村里的土路修成了石板路。此外，梁维清还略懂医术，素日里喜欢给乡亲们诊诊脉、看看病，对此，他不仅不收钱，还会尽其所能为他们置办药材。这些点点滴滴自然让陪伴左右的梁启超耳濡目染。
后来，十二岁的梁启超“应试学院”，并考取了秀才，年少有为的梁启超被当时的广东省学政大为赞赏。学政不吝赞美之词，连连称赞梁家教子有方，直呼梁启超未来前途远大。
的确，梁启超后来的经历证明了他的确不是燕雀之辈。梁启超始终胸怀家国，爱祖国如同爱自己的母亲，他的一生只致力于一件事情，那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参与其中，使陈旧的封建国家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师从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开始，梁启超就将自己的生命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何时，他都怀揣着一腔为国奋斗到底的热血。熟悉梁启超的人都知道，他从日本归国以后定居天津，并给自己起了一个雅号，叫“饮冰室主人”，这里的“饮冰”取自《庄子·人间世》中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