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毕业那年徒步去拉萨
2012年我大学毕业，毕业前的散伙饭上，我跟同学说打算徒步去拉萨。他们送我三个字：神经病。
但那个7月，我还是背上行囊出发了。我揣着实习攒的3000元钱，背了帐篷，旅行包里塞满了各种出门必备的物品：衣服鞋帽、洗刷用品、压缩饼干矿泉水、感冒药，甚至带了馒头。
收拾好行李，我到老杨家转了一圈。老杨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但是腿有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老杨画了幅自画像，叫我把这个“他”也带去西藏走一趟。
出发前，我还特意找了算命先生。老人眼睛快睁不开了，悠悠地说我八字过硬、不同凡人，西去的路上定会畅通无阻。
果然，我的确不同凡响，不该遇到的全遇到了，半路恨不能雇几个小孩砸他老人家的脑门儿。
从四川出发，刚到雅安就遇到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大爷，热心指点我去318国道的方向。但不知是他听错了还是指错了，我迷迷糊糊地走向了108国道，白白走了三个小时，遇到一群跟我一样走错路的人。
记忆深刻的是一个叫西瓜的深圳妹子，从成都到康定一路都是裙子配高跟鞋走过来的，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拉萨。高跟鞋的后跟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能在斜坡健步如飞不喊累的，我的确是第一次遇到。后来在康定离别之后，听朋友讲，最后她除了裙子换成羽绒服之外，高跟鞋一路穿到布达拉宫。
剩下的就是老狼、我跟道哥。道哥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他长得像《疯狂的石头》里的道哥，胖乎乎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外表猥琐，内心放荡，唯一一件宝贝就是内存8g的山寨ip5，里面装满了各种岛国爱情动作片，一路上不住地给我们讲成人段子，说话时总是一句一个蛋疼。
去往理塘的路上，偶遇两只四眼狗路边交配，藏区的野狗都长有藏獒般的眉毛，当地人把它们称作四眼狗，生性凶猛。这种事情正中道哥的胃口，他兴奋地掏出相机，奋不顾身地冲过去照特写，只听咔嚓一声外加一闪光，瞬间惹怒了四眼狗，我们还没等回过神来，道哥已经被扑倒在地。我们赶紧抓起石头打狗，但慌忙之下，石头没扔到狗反而撒了道哥一身。
道哥很快被警察送去雅江医院，临走跟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再也不蛋疼地开闪光了。”
我跟老狼继续前进，理塘到巴塘，100多公里，天已经半黑，身上所有吃的也都送给了藏族小孩，饥肠辘辘之后便是绝望，以为要光荣地露宿在大草原。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远处几个藏族牧民在搭帐篷。我俩像是看见了救星，厚着脸皮准备去借宿，但还没等把扎西德勒喊出口，一位藏族大哥就径直走过来说：“前面有贼的嘛，太晚了在这儿住下的嘛。”
我们愣了愣，边道谢边迫不及待地进了帐篷。放到以前，我必定会想：哪有这么好的事？有阴谋！但大哥一脸纯朴，实在无法勾起我的“被迫害妄想症”，何况，旁边还有俩小孩和一个老婆婆！
一位藏族妇女正坐在草地上生着炉子，应该是他的老婆。藏族大哥跟老婆嘟噜了一段藏语，我们猜测那意思是：家里来客人了，今晚上住咱家。妇女连忙起身，怕我们坐不习惯草地，把她们睡觉的床单铺在地面让我们坐，又去给我们打水做饭，做了个土豆丝炒牛肉。
之前在路上，我就两个愿望：一是吃顿热腾腾的饭，二是有个地方睡觉，遇到藏族大哥忽然一步到位全实现了，我又开始默默怀念算命先生。当然，不能白吃白喝，我从背包里掏出山东的泰山烟递给他们，藏族大哥抽了一口，特别憨地说了句：“这东西好的嘛！这是什么地方的烟嘛。”我说山东，他没懂，又问山东啥地方。这下我不会解释了，就说北京。他们顿时恍然大悟：啊！北京好，北京好。说完小心翼翼地把空烟盒塞进口袋里。
藏族大哥叫吉姆，他两个儿子一个叫贡嘎，另一个叫桑耶，名字都是找当地活佛起的，两个名字都是西藏神山。吉姆大哥说他们是平民没有姓，只有贵族才有姓氏的延续。
他们的三个帐篷里住着全家族的人，几个人都给有钱人放牛。老狼一听他们生活艰难，二话没说把我们背包里的药品，甚至连洗发水沐浴液都送给了藏族大哥。当时我俩都很激动，把包掏了个底朝天，以致随后的几天却因为连感冒药都没有吃尽了苦头。
吃过饭，贡嘎跟桑耶两个小家伙在摔跤，藏族大哥拉我们去跳舞。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能在青藏高原上扎营睡觉，更没想到能在草原上跟藏族牧民一起跳舞。老狼兴奋地趴在草地上打滚，我也恨不能跳得老高，还给老杨打了个长途电话，得意扬扬地说：“我和藏民在跳舞呢，你听听！”
晚上入睡，外面下起了大雨，被子不够用，吉姆大哥就把被子盖在我们身上，自己铺着大衣睡。我们不肯要，他却根本不容推托，说自己：“不要紧的嘛。”
虽然那夜风大雨疾，我们仍然睡了饱饱一觉。清晨，半梦半醒的我迷迷糊糊一个转身摸到了小花，才想起来，自己躺在草原上呢！我叫起老狼，准备不打扰藏族大哥偷偷走，却发现吉姆的妻子早就忙碌起来，原来他们怕我们路上没东西吃，特意做了几锅饼，热情地往我们包里塞。
在我的记忆中，不善言谈的老狼哭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