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应邀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强盛的根源——开放与改革》。演讲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一个现象（不能说是规律），先是有一段社会秩序混乱、多民族杂居、大规模战争、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视“融合、中和”的哲学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义观点，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统一，中华民族就此壮大。春秋战国的混乱演进为秦汉的大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演进为隋唐的大统一，五代十国、辽金元和宋朝的长期战争再演进为明清的统一。汉初、唐初、清初三个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强大兴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时期。强大是由于开放与容纳，典盛是由于秩序与改革。
开放与容纳是强国之本
开放、容纳是对各阶层、各民族兼收并蓄，平等对待。汉朝的官吏统治者已不限于贵族，平民也可出任宰相（在欧洲当时，那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要到一千多年后法国大革命之后，平民才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唐朝有二十三位宰相是外族人，其他将军、大官更不计其数。清朝虽满族人做皇帝，但科举开放，中进士和做官的以汉人为多数（欧美各国号称民主，目前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仍歧视外国人与少数种族）。改革是制度的合理化，尤其是经济制度。汉、唐、清三朝初期税收制度基本上合理而公平，虽剥削不小，但人民大致负担得了，人民可以温饱，政局稳定。不遇改革不彻底，而主流思想轻视工商与致富，对工商大加限制，所以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滞。
秩序与改革是异盛之由
这三个大王朝又有一个巧合的现象：开国之后不久，开国君主衰老或逝世后，第二代统治者处理不当，形成了无秩序状态，国家遇到危机，通过一场小小政变，第三代统治者再采取公平、稳定而有秩序的政策，于是国家强盛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所谓公平、稳定的有秩序状态，那便是坚持法治，严格根据国家的法律和规范处理各种事务。统治阶层不过分谋求私利，对全国人民一视同仁，唯才是用，征税与劳役大致公平。
汉高祖逝世后，吕后当政，她想推翻刘氏王朝，任用吕姓家人执政。陈平、周勃发动政变，铲除吕氏政权。此后汉文帝和景帝两代与民休息、国力大增，终于到汉武帝时击破北方大敌匈奴。唐太宗逝世后，武则天当权，她虽颇有政治才能，外破突厥、吐蕃，但施行特务恐怖政治，内政并不安定。直到唐玄宗登位，任用贤相姚崇、宋璟，才国家大治。杜甫有诗《忆昔》，歌颂玄宗前期开元年间的情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开元末年，全国人口达到五千万，国家财政健全，外族不敢入侵，人民生活富足，是举世无双的大国强国，到玄宗统治后期才出现无秩序状态。清朝顺治朝有若干危机，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稳定守法，坚持“永不加赋”的政策，国家兴旺富强。
我的演讲，并不是暗示着历史的命定主义，不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原因，就一定有那样的后果”，因为历史上偶然的因素太多。然而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总是有用的，不论对于哪一个国家。tolerance（容忍）与reform（改革）永远是有益的。我很欣赏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提倡民族发展文化，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族独大的自大自傲和排斥外族。
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清朝康、雍、乾三个时代固然强盛繁荣，但有不少封建王朝的腐朽与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对人民压迫剥削太多。这些情况现在大都已经革除了。如果今后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法治、稳定的政策，放眼于百年大计而不计较一时的小利小愤，再行之五十年，中国又一个强盛兴旺的黄金大时代在望，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