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无病这一次的失踪案，终于以众人皆满意而告终，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却又将范无病的心思给扯了起来。
在对丁伟等人进行审判的时候，范无病的律师参与了旁听，在随后的最后一场辩论当中，范无病也拨冗去了现场，听取了法官对于整个案件的宣判。
这一次的攻击事件中，造成了范无病手下十余名保镖的丧生，财物损失另计，尤其是丁伟等人违反部队纪律，擅自向普通人进行攻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触犯了国法军法，法庭的判决时死刑立即执行。
而对于丁伟手下的士兵们，尤其是鱼雷艇上的士兵们，法庭则放过他们一马，表示这些人是执行命令当中犯下的罪行，可以从轻发落。
对此，范无病的律师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要求法庭重新定罪，与丁伟同罪论处。
法庭方面则不予支持，不过此事涉及到范无病的利益，因此法庭方面希望听取范无病本人的意见，毕竟他的影响力放在那里，如果说范无病要求处理这一批人的话，法庭方面也需要酌情家中对于这些普通士兵们的定罪。
但是法官认为，以范无病的地位而言，只要不是因为自己的本意而对他下手的话，估计他不可能穷追猛打的，因此他也乐得在法庭上给范无病一个面子，以示重视。
范无病看了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几十名军官和士兵们，有点儿挠头，法官这么做，实际上是摆了他一道儿。
如果说判决自法官而下，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法国根据罪行的轻重来定罪，谁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如果自己的意见影响了法庭的判决的话，那么自己就是这个恶人了。
于是，范无病想了一会儿之后，就对法官说道，“我尊重法庭的判决，对此无异议。不过，在这几位参与了对我刺杀事件的朋友们进行赦免之前，我有几句话想要说。”
“请讲。”法官同意道。
一时之间，法庭里面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包括那些参与了追杀范无病事件的官兵们，也都纷纷侧目看着范无病，不知道他会讲些什么。
“人要活着，就必须吃饭，就必须有饭碗。即使自己可以饿死，但是妻儿怎么办？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作出妥协的理由。我们都不是能改变乾坤的人，只能苟活。但我们是否能机智地坚守底线？即便是牺牲一些小小的利益？”范无病对众人说道，“我想起柏林墙倒塌后的一件事。一九九二年二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行了一场审判。接受审判的四个人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两年前一个冬夜，克利斯和他的好友高定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面，但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他没想到短短九个月后，围墙被推倒，自己会站在法庭上因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众人都有些发愣，不知道范无病说这件事情有什么目的。
“在庭上，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范无病接着说道，“但是辩护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已有先例。法庭最终的判决，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那个只把高定打伤的士兵只判三年，准许假释。法官当时是这样解释的，法律要你杀人，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关于这一点，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
此时大家就有点儿明白范无病的意思了，他是借用已有的先例，来说明法庭的判决之不合理姓，同时又没有明确地表示出自己的意向来，但是经过他这么一说，难道说法官最后的判决还会不受影响吗？
但是范无病接着又说道，“其实，我见过很多的贪官，东窗事发之后，晚景凄凉。那些被我们所痛骂的贪官们，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冤，甚至于他们平时骂起现状来，比普通老百姓更加刻骨。西方人敬上帝，相信末曰审判，但是我们中国人不信这个。我们这个内心无神的民族只相信现世，甚至只相信现在。虽然也有不少供菩萨的，但只是求得好处，而不是立足于审判。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在拜神的时候是体现得尽致淋漓的。假如有审判意识，就会有恐惧，就会在做不该做的事时内心打鼓，从而就可能不去做。然而我们是无神论者，现在也没有被审判，现在谁都觉得自己可以推卸责任，谁都觉得自己是被逼的，是冤枉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悲观。”
庭上的官兵们听了范无病的话之后，都觉得有些羞愧，事实上当他们向明显是民用的游艇开炮的时候，他们已经看清楚了上面的人没有武装，游艇的艇身上面所喷涂的也是青岛一家游艇俱乐部的标志，但是他们当中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异议。
按照惯例，舰艇上的官兵在发现情况的时候，应该向上官提出意见或者建议的，明明看到游艇上是自己的国民却对上官的反常命令不加以阻止，反而助纣为虐，这是不可容忍的罪行，假如此事升级，变成了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叛逆勾当的话，难道说他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