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人就去收费处交费了，大姐排队，我站在大姐的左边，四姐站大姐右边。轮到大姐交钱的时候，突然一个二十多岁的男的，碰了大姐一下就走了。我什么都没发现，却听到四姐大声说，大姐那人拿你的钱，快抓住他。
大姐一搜自己的袋子果然钱都不见了，立马追上去揪住那人的衣服说你偷了我的钱，赶紧把钱还回来不然我马上报警了。没想到那人却说大姐胡说八道，说谁偷你的钱了，你有什么证据啊。让大姐赶紧放手，否则他就打人了。
我当时吓得心砰砰的跳，根本就不敢说话。四姐说我看到你拿了我大姐的钱，我亲眼看到的，就是你拿了。大姐也说就你碰了一下我，我的钱就不见了，不是你拿的是谁。我不管，你赶紧把钱还我，我要叫人了。
他们纠缠了很久，最后大厅里很多人都围过来了，那人才悄悄的说把钱还给大姐，让大姐赶紧放手。最后他不仅把钱还给大姐了，还多给了五十块，大姐也就放手让那人走了。
后来坐车回家的路上，我问她们就不怕那个男的不仅不还钱还会真的打人啊。她们说亏你还是读书人呢，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他偷了钱根本就不敢声张，只求我们不要把事闹大了，哪会敢动手啊。只是报警的话太麻烦，所以钱拿回来我们也就算了，不然今天还不一定回得了家呢。
那时候我人小，除了学校连镇上都很少去，碰到这种事情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只觉得大姐、四姐她们好厉害。从那以后我出门在外的警惕性提高了很多，甚少丢过东西，除了高二那年三姐儿子出生的那次。
后来又去了几次医院，只是耳朵一直没能治好。直到村里来了一个医生，还是大姐的同学。他在我们村里开了一个小诊所，是他给我治好的。
他将一颗颗的药丸捣碎成粉，直接倒入我的耳朵里，还有一些药水也注射到耳朵里。这一注射就得侧着头一个多小时，等注射完脖子都僵了，而且每个星期天下午去学校的路上都得先去他的诊所打针。
打完针后再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学校，另外还得吃很多的药，这一治又是一年多。反正因为这耳朵，真的是一直就打针、吃药，几乎泡在药罐子里了。
幸运的这些苦头没有白吃，耳朵终于治好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复发过。这医生也在我们村里一直开着诊所，现在都还在。
大姨家离学校不远，有的时候自己带的菜不够吃了，又不能回家去，我就会去大姨家吃饭顺带炒菜带回学校。班上有个同学家也在大姨家附近，每次去大姨家都会和他一起去。
次数多了，同学们就喜欢开玩笑说这说那的，弄得我四姐很严厉的教训我，说要告诉爸妈我跟人谈恋爱。我记得自己是委屈地哭了一场，又要跟同学们解释我们俩不是那种关系，又要和四姐保证跟那同学保持距离。
爱讲八卦的人真是什么时候都不缺，一点点事都能给你说出花来，应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
读初中虽然是住校，周末回家还是需要干活的。不过人长大了，心思也多了起来。小时候爸妈一叫干活都会老老实实的跟着去，读书后有的时候不想去了，就拿出作业来说要做什么什么作业。
爸妈一看我做作业了，就不让我去干活了，其实我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内疚，时间一长这种内疚的感觉就没了。所以说凡事就怕成了习惯，一旦习惯养成想改是很难的。
到了初三，课业一下了多了起来，特别是下半学期，比正常上课时间提前了大半个月补课。就这半个月我妈是给我钱让我在学校食堂打菜吃，也只有这半个月，长这么大吃过几次零食，那种两毛钱一根的麻花。
也许是从小就没花钱买过零食吃，导致现在自己赚钱了也很少想到要买点零食放在家里以备小孩子要吃，每次都是女儿想吃了临时去买。
中考本来是说要去市里考试的，正好那年发生了非典，中考直接就在本校举行了。因为非典，我们总算喝上了热的开水。在食堂门口，一个很大的木桶装着热开水让学生喝。
学生们都说以前没非典的时候也没见老师这么关心学生，现在倒是这么上心。也因为非典我们住了床，是那种上下铺的，一个房间里放了快百张床了。
体育科目也取消考试了，因为体育科目一直是我的弱项，那时候还挺担心的。平常上体育课根本就是做做样子，就是全班同学在操场上列队，有的时候是沿着操场跑几圈就完事了，有的时候是沿着学校外面的大马路跑一段路再跑回来就解散。
至于其他的什么乒乓球、羽毛球根本就没玩过，除了有次在学校的运动会上碰过一次羽毛球，更别提现在手机、电脑不离手。
那会读书就真的是读书，就像诗文里说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中考那年我考了535分，离重点中学的分数线还差一点，所以就去市里的三中读高中了，在三中的成绩又算比较好的那种。大舅舅家的儿子没考上，去了一个私立的叫四中的学校读高中。
念高中也得住校，高中的环境比起初中来又要好得多。至少不用睡地铺也不用大冬天的洗冷水，更不用早起去抢水龙头。
可能我是初中开始就自己住校独立惯了，到了高中，住校也没觉得有什么难过。可班上有些同学却是没在学校住过，有兴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