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传奇故事。在我写过的所有小说中，没有比这一部更传奇的了。那些曾经喜欢过我小说的读者不必感到意外，这同样是篇不错的小说。我所有小说都遵守一个原则：我写的是真事。
确实有谢让、谢天、谢地这些人，但我没有坦白相告他们住址的义务。他们让我转告将要看到这篇传奇的读者，他们不愿意被人打扰。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幸福。
好了，开始吧。
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北平。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年头。6月，何应钦与侵占华北的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何梅协定》，北平除了西南卢沟桥尚在国军手里，最近的日军已经驻扎在了丰台。我们知道，丰台现在已经是市区了。想想吧，1935年的时候，这里驻的是日军，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那一年，许多日本浪人涌进北平。他们开办了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商铺，合法的如洋布行，非法的如鸦片馆。鸦片馆将在这个传奇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在不提。
且说在这一年的春天，帽儿胡同的四合院里来了一位18岁的姑娘。她告诉人们，她叫周樱，协和医院的护士，是来租房的。她还告诉人们，她父母本来是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半个月前，接到北平协和医院的聘书。父母在金陵大学将近二十年了，想换换环境，于是就来了。但不幸的是，到天津的时候，父母染上风寒，双双不治而亡。她本来应该回到南京，她对那里很熟悉。但就是因为太熟悉了，她反而不敢回去了。南京的每个角落里都留有父母的足迹和气味。她说这话时，明亮的眼睛里已经有泪珠在滚动了。谢太太一边用手帕擦着泪水，一边朝着这个姑娘摆手：“别说了，别说了……”她是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女人，听不得看不得世上悲惨的事情。她让姑娘住在她家的两间空房里，一个月应该收两块大洋的租金，但她只向这个姑娘要两个月一块大洋的租金，并且送给她很多家具和生活用品。姑娘并不知道北平的房租，当她第二天知道后，坚决要求还是按照市价来付房租。姑娘还说，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并不缺钱。谢太太说，她也不缺钱，两个月一块大洋只是象征性的，本来就不应该要她的钱。“人都有落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大家帮助，我怎么能再要你钱呢？”一个坚持要给，一个坚决不收那么多。姑娘实在没有办法了，说：“谢谢你，我感谢你的好意，但你如果再不收，我就搬走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谢太太的大儿子谢天正坐在一边看书，他燕京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馆当编辑、记者，一有空就抱着书看。他抬头对她俩说：“你们两个别争了，这样吧，大家都各让一步，一个月一块大洋，行不行？”姑娘想了一会儿，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谢太太自然不愿意姑娘搬走，也同意了。
谢太太确实不缺钱。她丈夫是北平的一个警察局长，名字叫谢让，他有两个儿子。因为谢家有好几辈都是单传，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喜极而泣，给他起名谢天。第二年，老婆又怀上了，再次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鸿运高照，他激动得跑到祖坟好好地哭了一场，取名谢地。合在一起就是谢天谢地。谢地正在燕京大学读书。谢让成熟、稳重，最让他不放心的是谢地，正是青春发育的年龄，精力好得嗷嗷叫，动不动就给他惹事。而在北平，这年月，是最不能惹事的。
谢让正在为北平城里的日本浪人发愁。《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北平就没有安静过，隔三差五，青年学生就要到街上散发传单和标语，或者举行游行，一是抵制日货，二是呼吁政府抗日。谢让当然和这些青年学生是心心相印的，从东北到华北，日本人一步一步地占领着中国的土地。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日本人迟早要蚕食掉整个中国。他甚至巴不得老天爷发怒，来场地震，把那个小小的岛国震到大海里，整个世界都清净了。和青年学生不一样的是，他是警察局长，坚信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是卖国的，都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国之不存，家之焉在？问题是，中国太弱，要“忍辱负重”。蒋委员长说，和平不到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他相信委员长不是说着玩的。他是警察局长，消息自然是灵通的。比如他就听说过，委员长正在秘密装备、训练四十个德械师，准备将来收复东北，还在华东修建永久战备工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中日一战作准备。这个时间当然拖得愈久愈好。这帮学生总会坏事。他一再告诫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儿子，不要跟着别人瞎跑，上街不是生最大的爱国举动。儿子自然听不进他的话，虽然没有当场反驳，但那眉头皱得很难看。
警察局长陷入两难之中。政府要求他压制学生的抗日热情，以免被日本人抓到口实，日本人也在向他施压要求惩办抗日积极分子。北平驻有日本的特务机关，给警察局长打交道的是一个叫樱井兆太郎的课长。一个小小的课长，威风比北平市长还大。他的消息比警察局更灵，过几天就会送来一个名单，让警察局长去抓人。谢让问他们，这些人犯什么法了？这个家伙就像背书一样指着一个个人名告诉他，某日某时在某某地方发表了什么言论，或者做了什么破坏“中日亲善”的事情。谢让只得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