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8月1日起，西部重镇重庆将开市化运动。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到2020年，重庆将形成在主城区聚集1000万城镇居民，非农户籍人口比重升至60，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农民可以充分享受城镇的住房、教育、医疗等优惠政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沿海的浙江出现了不愿意进城落户，或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部分城镇甚至出现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回村里“当农民”的怪事。一时间“进城”、“出城”成为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话题。
土地的诱惑
根据2010年8月15日新华网的报道，浙江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更有意思的是，杭州、义乌、桐乡等地有200多名公务员把户口回迁到了农村。这些诡异现象的背后其实就是土地的利益。
（嘉宾介绍：李银，资深媒体人）
王牧笛：咱们今天的话题跟城市相关，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网友调侃说，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烦恼，而不是更美好，从美好到烦恼。我们看看现在中国的两个地方，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重庆，可能是当下中国最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潮流，农民成为市民。而在东部沿海，尤其是浙江，现在也是浩浩荡荡、暗潮涌动，叫“逆城市化”潮流。咱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从2010年8月1日起，西部重镇重庆将开市化运动。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到2020年，重庆将形成在主城区聚集1000万城镇居民，非农户籍人口比重升至60，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农民可以充分享受城镇的住房、教育、医疗等优惠政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沿海的浙江出现了不愿意进城落户，或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部分城镇甚至出现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回村里“当农民”的怪事。一时间“进城”、“出城”成为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话题。
王牧笛：这是现代版的《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其实“逆城市化”这个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它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之后，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
李银：你还忘了一个条件，就是富裕程度，足够支撑他们向外迁移。但就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个人觉得还不是“逆城市化”。你们注意到没有，其实浙江、江苏那一带的富裕程度非常高的。如果不是因为那里农村的土地具有增值潜能的话，人们会愿意回去吗？
王牧笛：所以这是土地的诱惑。
郎咸平：我们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叫“逆城市化”？就是社会富裕了，老百姓更有钱了。美国“逆城市化”的时候，第一步，富人先搬出去，因为他们很有能力，有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他们搬出去之后，附近的一些基础设施就建起来了。第二步，中产阶级搬出去，因为富人搬出去之后，相关配套设施也慢慢出来了。
李银：它能带动，有辐射的。
郎咸平：对，更多配套设施出来了后，一些工厂也搬出去了，到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多项功能的小城镇。这小城镇交通不拥挤，环境优雅，治安良好，工厂、公司又都在附近，慢慢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依附于大城市的小城镇，这就是一个富裕社会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王牧笛：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是因为中产阶级这帮富裕的人群搬到了郊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觉得在节奏繁忙的城市里面，没有野营烧烤、没有休闲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李银：他们需要家庭生活。
郎咸平：所以中国的烤肉架在美国卖得特别好。
王牧笛：是中国制造吧？
郎咸平：中国制造。他们后院里都放一个中国制造的烤肉架，下了班在家烤烤肉，再一起游游泳，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过得非常愉快。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根据2010年8月15日新华网的报道，浙江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这种现象太有意思了，难道这代表说我们的“逆城市化”是我们富裕的开始吗？
王牧笛：我们平常说的是“农转非”，现在这个词叫“非转农”。为什么会出现“非转农”？其实就是土地的利益。
郎咸平：我这还有一个数据，杭州、义乌、桐乡等地有200多名公务员把户口迁到农村了，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争夺补偿分红。你看在我们“城市化”快的地区，农民即使什么都不干，靠租土地一年坐收几十万。
李银：我们的“逆城市化”其实就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但这个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我跟您举个例子，广州新塘那边的很多村民就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城市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也等着分红。
王牧笛：因为这个户口不单单是一张纸，户口的背后有好多配套的福利，所以这次这个“逆城市化”被媒体解读为一个“伪命题”。就是说它是一个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逆城市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土地现在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