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工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过不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蒙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而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儿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勘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勘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儿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儿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儿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勘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