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还没来得及用。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做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做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去年八月，他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儿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确实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