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朝鲜战败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却会搞关系，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二十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
当时的朝廷首辅，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
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攻击方从哲，但公正地讲，在这件事上，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
我查了一下，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但他是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二十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都是有可能的。
如此算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时候，杨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多了。在当时的武将中，资历老、打过仗的，估计也就他了。
方首辅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坐镇沈阳，宣布出兵。下令后不久，回报：
今天下大雨，走不了。走不了，那就休息吧。
这一休息就是四天。二月二十五日，杨镐说，今天出兵。下令后不久，又回报：辽东地区降雪，道路模糊，请求延后。
几十年来，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做人倒还行，很少跟人红脸，对于合理化建议，他也比较接受，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下大雪延期，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不怕，坏人也不怕，就怕时好时坏、无端抽风的人。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不知是哪根筋有问题，突然发火了：“国家养士，只为今日，若临机推阻，军法从事！”完事把上方宝剑挂在门外，那意思是，谁敢再说话，来一个干一个。窝囊了几十年，突然雄起，也算可喜可贺。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
按照惯例，出师之前，要搞个仪式，一般是找个叛徒、汉奸类的人物杀掉祭旗，然后再杀几头牲口祭天。祭旗的时候，找了抚顺的一个逃兵，一刀下去，干掉了，可祭天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
事实证明，有时候，宰牲口比宰人要难得多，祭天的这头牛，不知是牛魔王下凡，还是杀牛刀太钝，反正是用刀捅、用脚踹，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头牛干掉。
封建社会，自然要搞点儿封建迷信，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事，大家都议论纷纷，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表现出了不信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
出征！然后，他就干了件蠢事，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
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的嫌疑。但我认为，以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
在杨镐看来，自己手中有十二万大军，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六万，手下的杜松、刘綎，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毫无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杨镐认为，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信示威之后，四路大军正式出征，史称“萨尔浒之战”，就此拉开序幕。但在序幕拉开之前，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
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
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只有六万人，却身经百战，极其精锐，且以骑兵为主。明军就不同了，十二万人，来自五湖四海，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除杜松、刘綎部外，战斗力相当不靠谱。
以指挥水平而论，就更没法说了。要知道，这位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山寨的土匪，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那是见过大世面的，加上这位仁兄天赋异禀，极具军事才能。如果李如松还活着，估计还有一拼，以杜松、刘綎的能力，是顶不住的。
实力，这就是失败的真相。
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是不可能的。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在这四支部队中，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三部各两万人，围攻努尔哈赤。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按照杨镐的想法，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待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
有这种脑子的人，只配去撞墙。
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
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
而当努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