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虽死贤于生）。”
这就是无理取闹了，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还要你寻死觅活？
隆庆收到奏疏，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
“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的家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
就这样，詹仰庇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但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原话）。
感奋不已的詹仰庇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
事实证明，詹仰庇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了个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
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
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自然就是身边的那几位讲官了，除殷士儋外（原因很复杂，后面再讲），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隆庆初年（1567），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
在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面，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级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和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
其实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
不过幸好，除了论资排辈外，我国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
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
弹劾，归隐
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
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京察就是京城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
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统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
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一百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
因为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
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蕃口中的天下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