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挑起工人们的反抗，借机对共社党进行打压，蒋瑞元先秘密的将手下最亲信的两个师调动到杭州城内，牢牢掌控住了城防和城内各个要地。4月5日，蒋瑞元突然发布命令，他以战争紧急状态为名，要求杭州城内纠察队交出武器补充前线军队，否则将以违法叛变罪论处。
蒋瑞元如此无礼的要求，立刻遭到了广大工人的抗议，但是位于共社党最高层的陈庆同却比较软弱。他认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能因为党派之间的争执，放弃了这消灭军阀的好机会，因此他主张忍让。
为了让国大党消除“隔阂”，让国共合作继续进行下去，陈庆同甚至亲自去了一趟汉夏，找到了汉夏国民政府的副总统汪兆铭。汪兆铭假意安抚陈庆同，声称这只是国大党内部分人的神经过敏，实际上国大党高层是无条件支持国共合作的。
最后汪兆铭又话锋一转，声称为了团结党内各派，也为了让国共合作更加紧密，他建议杭州的工人纠察队交出武器，好让那些西山会议派找不到借口。陈庆同认为这样的策略可行，只要能够团结两党，将北伐战争继续下去，共社党愿意做出让步。
很快以共社党妥协为结果的《汪陈谈话纪要》被双方签署，形成了一份类似条约的文件，共社党老成派开始号召工人交出武器，避免革命同志之间不必要的误会。
蒋瑞元的阴谋周伍豪早已看在眼里，他也知道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旦支持共社党的工人武装被缴械必然会遭到反攻清算。对于陈庆同的妥协退让，周伍豪进行了激烈的对抗，他在党内大会上直接批评陈庆同为投降派，是国大党无条件的的同盟者。
可惜陈庆同等老成派掌握着党内绝大部分权力，而处于搅乱华兰国内的目的，来自第三国际的代表，红联人马林竟然也支持了陈庆同的意见，并称周伍豪为激进的捣乱分子。
老成派和少壮派在党内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周伍豪深知危机就在眼前，所以他对自己的意见寸步不让，并对老成派的投降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惜周伍豪一派虽然人数众多，在党内的职务却不高，他们人微言轻根本无法实质上影响高层的决定。
周伍豪心里清楚，共社党的危机就在眼前，唯一能够阻止它的，就是一直支持少壮派的北方共社党领导人物李钊。因为国共合作是在南方进行的，因此被选为共社党总书记的陈庆同是主要接洽人，而在北方的李钊则始终坚持在北华城发动工人，并未去南方。
对于国大党的真实想法，李钊这个局外人看的非常清楚。他知道孙文海联红联共的政策也不过时权宜之计，这是他为了尽快取得全国政权做出的妥协。实际上孙文海从骨子里是不喜欢乌托邦主义的，他也不愿意与共社党永远合作下去，因此在弥留之际孙文海所选择的接班人，才会是始终敌视红联国和共社党的蒋瑞元。
对于周伍豪的求援请求，李钊感到非常迫切，他决定立刻动身前往南方，向陈庆同陈说厉害。可惜李钊还没有动身，北华城就出事了。原来在冯玉祥的部队控制直隶之后，中南军就开始从北西两个方向，压迫齐鲁省的直系军队，双方的大战相当激烈。
为了尽快压垮直系军队，与北伐军汇合，冯玉祥投入了所有的兵力，誓要消灭齐鲁省境内的直系军阀。在善战的冯玉祥率领下，中南军高歌猛进，很快打到了济南城下。
就在中南军即将取得胜利，与北伐军汇合与齐鲁省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突然动了。在直奉战争之中，虽然张作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所收回的利益却并不算多。
依靠着与西部特区的边境贸易，奉系获取了大量利润。利用这些钱，奉系才能供养起庞大的军队，最终打败了直系军队。但为了尽快获取胜利，奉系与冯玉祥达成协议，让其占据直隶南部和北华城，以换取对方反戈一击。
冯玉祥已经因为贿选的事情，对曹锟彻底失望了。在与张作霖商定条件之后，他真的反戈一击，占据了直隶南方并攻克了北华城。可是在缓过气之后，直系却一举反攻，将冯玉祥驱逐到了中南省，重新占据了直隶南部。
那里是分给冯玉祥的地盘，而直系在占据此地之后就不再前进，奉系也乐得假装看不见。毕竟那些地方在双方讲价的时候已经商定，是属于冯玉祥的地方。奉系即使攻克那些地方，也要交给冯玉祥。
张作霖是不会做亏本买卖的，他没有做这样无谓的牺牲，而是任由冯玉祥自己去争夺。冯玉祥在中南省休整两年之后，果然凭借北伐战争的机会，一举攻克了南直隶地区，并对直系进行猛烈的打压。直系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眼看着就即将灭亡了。
张作霖害怕直系全灭之后，北伐军会将矛头对准他，所以其才会向倭国人示好，请其帮助自己运兵，结果险些酿成大祸，也让倭国与西部特区再次秘密开战。这次冯玉祥突然集结兵力向南推进，企图将直系的齐鲁军队消灭在济南城下。
为了分担这样的压力，张作霖突然出动大军，一举攻克了兵力薄弱的北华城，并很快控制了中南军的后路。冯玉祥猝不及防，大军只好撤出南直隶，向着中南省退却。
北华城很快被奉军占领，端着刺刀的大兵开始挨家挨户搜寻国大党和共社党的党员，甚至连冯玉祥驻守实力，对其表示支持的人都要逮捕。尚未离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