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也作为一分区史的自由研究者，我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为主要依据，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看当年的历史问题，所以也许能发现一些不同的问题。但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我只提出问题，不去解答，不给结论，留待以后的晋察冀抗战史研究者去自己得出结论。
这是系列陈正湘文章的最后一篇，将对某些问题提出质疑。我从不坚持“真理在我的手里”，可能我的质疑是错误的，多此一举。我仅是从我的研究中，提出我的疑问而已。
在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历史文献中，我认为，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性的，是杨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报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杨成武的杰出军事素质，在每期《战斗详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析研究的极为透彻。作为对一分区主力团大小战斗都了解得比较多的人，对比来细读代表着杨成武军事思想的一份份《战斗详报》，每一次都感到收益不小。
反观之，杨成武1939年底写的专门供宣传使用的《“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以及1957年8月2日，杨成武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忆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前后，就觉得泛泛了许多。不如《战斗详报》那样的军事科学价值。
杨成武之后。是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亲历者陈正湘的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和以后陈正湘重新修订过的《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这是作为《战斗详报》最好的补充材料。
除此以外，原一团两个教育干事魏巍、蔺柳杞的文章也具很高的参考价值。原三分区二团、一二〇师教导团，都有人写出回忆文章，虽然部分地方已经与实际有所背离，但也具有一定宝贵的参考价值。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关方面曾搞过一次对原黄土岭战斗参加者的追访。包括对曾经的一分区老兵，担任过副总长徐信、总政副主任史进前的采访。打黄土岭时。从三分区与二团交换过来的徐信因表现出色，当时已经担任一团五连指导员。是当时一团排以上干部中极少数没有红军身份的抗战干部。一团大多数连排干部都有着红军的身份。但时隔六十年的回忆只具有泛泛性和教育意义，在真实性上有所出入。
比如，徐信所说：“下午4时许，杨成武命令发起总攻”这样的词汇，任何人都会得出“杨成武也在战斗现场”的印象。还比如，有一团老兵回忆“一团参谋长马青山”，这也是错的。当时的一团参谋长杨上堃，马青山是1940年杨上堃出事后的接替者。史进前非常诚实，诚实的表现在于他没有说出什么内容。只是重复了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某些词语。因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他留在北管头的一分区政治部。没有去战斗前线。
继续前一次的叙述，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多次出现“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的字样，看来没有设立战场的统一指挥，是黄土岭战斗打成“夹生”的主要原因。
这一次要解开黄土岭战斗之谜：到底一分区有没有设前线的统一指挥？
在陈正湘《星火燎原专刊：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中的那篇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当中，有一件杨成武回忆中从不见提及到的关键问题：那就是黄土岭战斗中是杨成武否将前线统一指挥权交给了陈正湘？
陈正湘在回忆中说：7日下午3时许的那次电话中，“向分区、军区作了汇报，说明只要参战各部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全歼敌人，并建议于8日拂晓，以一团附近的三堆火为总攻信号，各团同时出击，全歼敌人。杨司令员“回答说分区目前派不了人去统一指挥。但同意我的建议，于8日晨点火为总攻信号。最后杨司令员说：‘三团归你们统一指挥，其余两个团（注：即三分区二团和一二〇师特务团）分区负责通知。’”
这就是说，陈正湘明确证实：黄土岭战场的统一指挥权杨成武口头授权给了陈正湘。
但这只是意向，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实际情况是这个授权根本就没有兑现过。
陈正湘接着叙述：“8日，天蒙蒙亮，793高地三堆烈火冲天而起，司号员易良才吹起了冲锋号。……当突击队冲向河滩时，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拦阻射击。突击队暂停前进，隐蔽待命。这时，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为了避免突击队被敌人火力封锁，减少伤亡，只得吹号令一营、二营后撤。”
特务团战报中也记载：“上午四时开始总攻击，五时职团方才接到命令……。但是五时还不见二三两团的运动”。
这一次黎明时发起的全歼敌人的总攻行动陷于失败。杨成武在《战斗详报》中，将二团、三团没有接到总攻命令的原因归咎为电话通讯不畅。因为杨成武是通过电话来遥控指挥黄土岭战场的。
除了电话通讯，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联络方法吗？陈正湘在回忆中，他不大放心“分区通知三团”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实，于是亲自手写一封信，命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