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些吃食，因为能吃饱饭，日伪军曾引诱了一些八路军叛变。这在今天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事情，在当年却真实的发生着。
1942年-1943年，一分区司令部在河北省易县周庄村，政治部在偏北两里地的岭东村，一分区地委、行署机关在偏南两里地的裴庄村。一分区各主力团和各区队环绕在周边地区。这个地域非常狭小的地区，当时称作“易满徐联合县”。
42年初春，整个河北、河南都面临特大的旱灾。冯小刚拍摄的电影《1942》就写的是这个时期。一分区所在的河北省易县，虽然没有像河南那样到遍地饥民饿殍的地步，但山野中挖野菜的农民随处可见。
杨司令率先于晋察冀军区机关，提出倡议：机关，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支援灾民。并且，命令机关部队不得就近采摘野菜、杨树叶和榆树叶，留给附近的村民去摘。因为长期饥饿，疾病盛行，一分区机关病倒十几个干部。杨司令跟卢星文商量，就近成立自己的干部休养所，收治这些病倒的干部。
因为长时间吃不饱肚子，前面说的那个贪污五斤小米被查了出来的司务长，他自己要求枪毙，杨司令慈悲心大开，他开导大家：“这个司务长，守着那么多粮食，偷吃了五斤，不过两三顿饱饭。他再饿，也没有跑到鬼子那边去天天能吃饱饭。冲这一点，也饶他不死。”
结果，这个人没有被枪毙，从宽处理。但杨却告诫大家：“红军时期，五斤小米能救不少人命。那时候贪污了五斤小米，是一定要被杀头的。今后大家注意，不会再宽恕了。”
抗战最艰难的中后期，一分区干部战士出现人数不少的叛变现象。这不仅是鬼子汉奸特务机关私下里拉拢的结果，也是一分区根据地抗日力量出现严重枯竭、一些参加抗战多年的革命军人丧失胜利信心的具体反映。
不光是根据地人力的枯竭，根据地的财力也已枯竭。由于根据地大片土地因战乱连年荒芜，再加上根据地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为根据地提供粮食、税收的职能严重萎缩。
一分区情况好一些，是因为还留有1939年打孟阁臣时羁留的丰厚家底，在狼牙山的偏僻角落里还埋藏了一些军装和军用物资，可以不断到冀中买粮、买棉、买急需物资。但没有这些丰厚财力、物力家底的那些军分区呢？比如除一分区以外的其他军分区，抗战最艰难的那些年，他们是如何挣扎过来的？
仔细分析下一分区抗战史留下来的众多宝贵史料。在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被批判过的种种“罪行”中。其核心竟然是今天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一条“多吃多占”。
一个多吃了一点、吃好了一点的日常生活行为。竟然引起了广大一分区八路军干部战士的愤恨。当时生活水准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确实就是这样的境况。
作为一分区创建人的杨成武、黄寿发、罗元发，包括已经调走的邓华、李志民、熊伯涛，都知道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在战争紧张的条件下所带来的恶果。你需要的是所有的干部战士与你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你做的是离心离德的事情。关键时刻，谁都怕部下抛你而去，甚至打你的黑枪。所以他们将“同甘苦、共患难”看作是在战争环境中能否生存下去的必要保证。
徐德操来自平西挺进军。平西根据地是比狼牙山根据地更加贫瘠的地区，杨成武38年称之为：“养一个营的部队都困难”，所以弃之不用。肖克在平西建立挺进军之后，涞水县野三坡紫石口一带原本还富裕的经济一下子垮了，原来的几家肉店、粮食店、糕点店、杂货店、布店，几乎在半年里先后消失。
最终，愤怒的平西当地人在1940年12月引起地区哗变。反对驻扎在那里的八路军。虽然挺进军镇压了叛变的村民，但挺进军也元气大伤。肖克将挺进军司令部搬离过去一直驻扎的野三坡地区，到了更加偏僻而且空无一人的李各庄。又挣扎过了一年，挺进军编制被撤销，不再存在。
正因为平西根据地的粮食供应、物资供应都十分紧张。挺进军领导机关实行单独供应，也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徐德操介绍过（吕展也说过），有时，司令部派出参谋，寻找部队。挺进军的七团、九团两支部队常常是“因食而居”，哪里能找到粮食就驻扎在那里。就像放羊人哪里有草场就把羊群往哪里赶一样。
参谋常常找到了驻地，但没有部队。一问，找粮食背粮去了。一分区在南城司驻扎的马辉二区队，是最靠近平西根据地的。43年，一次七团经过二区队驻地，被招待吃饭。发现二区队能吃纯粮食的饭，而且能吃到饱，惊奇的不得了。
那一次，看到七团的人一个个面黄肌瘦，区队长马辉、政委黄连秋动了恻隐之心。他们要七团的人吃饱了之后，从这里再背些粮食回去。
“同甘共苦”，嘴上说容易，真正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徐德操将平西挺进军等级制吃饭的做法用于一分区，难怪会受到广大一分区干部战士的不满。而且，有一件基本事实不容否认：一分区干部战士中出现的脱队事件，包括电台台长刘长生叛逃事件，几乎都出现在徐德操到达一分区之后。
当然干部战士擅自脱队，叛逃到敌伪那边的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人是跑回自己家去，开小差了。脱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活艰苦、长时间吃不饱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