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了顿，蒋委员长陡然提高音调道：“武汉撤退的时候，我就再三讲要焦土抗战，要烧，要烧，可是结果呢那么多物资落入敌寇手中！
我看你陈辞修是既不从命，也不受命！”
陈诚顿时涨红了脸，立即诚惶诚恐的站起来道：“委座的训示极是，不仅对长沙对整个九战区都适用。”
蒋委员长没有理会陈诚，端起杯子悠闲的喝了一口白开水，这才挥手让陈诚坐下，接着又道：
“当年拿破仑率大军兵临莫斯科，库图佐夫元帅便是靠着火烧莫斯科，才得以转败为胜！
长沙位于武汉和广州之间，正处于日军南北夹击之下易守难攻！所以我们不宜在此处与日军打硬仗拼消耗，对长沙事宜采用焦土政策！”
当晚的军事会议变成了讨论放火的会议，而蒋委员长则变成了一名纵火专家，对于如何放火，如何烧毁一切，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
大家终于明白了蒋委员长的底牌：判断日军很快会进攻长沙，所以打算放弃长沙，并在放弃之前将长沙全城烧成焦土！
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和张治中一再表示反对，也动摇不了蒋委员长的决心。最后他请大家吃消夜，军事会议草草收常！
消夜过后，蒋委员长又召来戴笠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秘密地叮嘱他们：
“局势紧急，今天开会时我讲的，你们都要记住：万一日军要来，我们自己先放火烧光，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张治中少年时曾流浪四方，目睹华夏大众的贫苦，颇有一番抱负，因在淞沪抗战中立下战功，被调到湖南主持政局，现在整整一年时间了。
张治中以军人身份兼任一方父母官，是极想造福庶民的，然而军命难违，只能硬着头皮去执行蒋委员长的焦土抗战！
1938年11月1日，长沙政府开始动员市民疏散，决定将省政府迁往沅陵，市政府迁往邵阳。
原本不多的交通工具被各机关占用，车站码头混乱不堪，人们为争夺一个座位而相互斗殴，经常造成流血事件。
武汉会战失利之后，难民和伤兵大量源源不断的涌入长沙，再加上武汉机关和工厂的转移，长沙人口已经由30万剧增到50多万。
如此庞大人群的转移，对长沙铁路、公路、航运等所有运力来讲，是一次残酷而严峻的考验，道路拥塞，极为拥挤！
11月7日，蒋委员长再次来到长沙召开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长沙的战守得失，蒋委员长再次明确指示道：长沙要实行焦土抗战，如果不守必须彻底破坏，不能留给日本人！
11月8日，日军侵入湘北，同一天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
11月9日，日军攻陷临湘，并于10日占领城陵矶。
11月12日岳阳失守湘北门户洞开，日军铁蹄踏上了湖南的土地。
这时的长沙，已不见昔日的繁华，市井之间，笼罩着凄凉和肃杀。
人们都听说了日军在占领区烧杀奸掳，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
长沙的妇孺老幼，提到日本鬼子就谈虎色变，社会生活已经完全被战争打乱。
这一日，张治中再次接到了蒋委员长从衡山发来的密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中正文侍参
此事非同小可，张治中不敢怠慢，立即赶回省政府，找到陈诚，低声问道：“这次长沙采用焦土政策，辞修，你的意见怎样？”
陈诚肯定地说。“军命难违，当然要做的。”
张治中极为无奈，只得找来酆悌、徐昆和文重孚共同商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并约好了动手的信号。
张治中一开始就明确下达指令，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第一是省政府发布命令，第二是警备司令部下达命令，第三是警报器发出有节奏的长短叫声，第四是天心阁上出现火柱！
但是，1938年11月12日的夜晚，疯狂失控。
确切是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城南门天心阁外伤兵医院突然起火！
见到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自卫团丁森等士兵马上带头把自家房子放火烧了起来。
不到一刻钟，南门已经四处起火。
徐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立即给关麟征总司令部打电话得知前方并无战事，于是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
然而麻烦的是，警察和消防队员都撤离了，无人灭火，根本无法控制火势！
恰好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
准备执行放火任务的几百名军警，这时都以为这是放火信号，狂呼乱叫着“放火了”，举起火把背着油桶，逐街逐巷挨家挨户的开始放火！
长沙的东门、西门和北门，相继燃起了大火，一时间，全城陷入一片火海。
留在城里的老百姓，有的被放火队叫起，有的在睡梦中惊醒，都以为日军真的打进城了，个个胆战心惊，争相夺路而逃。
然而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城市上空弥漫着一片哭爹喊娘的叫声。
大火蔓延伸展，火头越来越凶，温度越来越高，历史名城长沙，在此初冬乍寒的夜晚，变成名副其实的火炉，烈焰吞噬着一切生命。
当日的电报代号为“文”，因大火发生在夜间，故为“夕”，因此称这场大火被称为“文夕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