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攻击人民党是极为容易的一件事，北洋官员原本就认为人民党是个凶残的政治组织，北洋这五六年间只要与人民党打仗，那就是每战必败。等到段祺瑞听了蔡元培的建议，组织北洋官员学习了人民党的《宪法》《刑法》《民法》文件，并且阅读了一批搜罗到的人民党近期“学习内容”后，所有北洋官员彻底相信人民党不仅仅是凶残，而且还邪恶透顶。
贪污受贿者严惩不贷，这倒不是多么离谱的事情，好歹北洋口头上也不敢承认贪污受贿是正确的。但人民当因应各种已经发生的案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各种措施。这些措施在制度上堵住了漏洞。这不能不让北洋官僚感到恐慌。
对这些问题，蔡元培麾下的那帮文人用“凉薄”给人民党定性。那帮文人的说法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光同尘。这才是仁政。水至清则无鱼，人民党实施的凉薄政策，本质上就是完全不相信官员的操守。纪律监察委员会，人民内务委员会。就是当今的东厂、西厂。就是人民党对人凉薄的典型表现。官员们乃是读圣贤书出来的，都是品行高洁之辈，若是有所缺失，那定然是有自己的苦衷。人民党不顾大家的情况，一味的实施残酷政治，这就是凉薄的明证。”
对于人民党的人民代表制度，文人们倒没有批评制度本身。身为文人，本来也是支持“共和制”与“议会制”。而且北洋固然尊重文人，却不肯将大权交给文人。这点上批评人民党就是批评北洋。蔡元培等人经过商讨，认为得有孔子著春秋，“为尊者讳”。这种态度与方法是有必要的。两害相较取其轻，北洋好歹还对文人够尊重。所以对人民党的选举制度，文人们的说法直接指向结果。
“人民党治下，凡地主士绅、文人以及官员亲属，皆不得入选。所选出的都是目不识丁的百姓。这些人根本不懂政治，更不尊重中国传统，所有政策皆是鼠目寸光。人民党毁祠堂，拆庙宇，囚禁宗族，掠夺族田。不仅如此，他们还逆风水，强行毁人祖坟，迁人坟茔。实在是道德沦丧，丧心病狂。”
这年头读书人对祖坟还是颇为在乎的，人民党在土改中的确有迁坟的问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安徽当年大水，绝大部分坟头都被荡平。所以土改的时候能够实施成片的土地规划。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有些地方还是遇到迁坟问题。陈克一直认为没理由让故去者与存在者征地的任何必要。所以人民党实施了迁坟计划。
文人大骂人民党迁坟的时候，却没有敢说一个事实，为了能够尽可能的争取舆论，除了谈论“故去者一定要照顾后来者”的现实主义论点，人民党还把孔子时代的丧葬特点大肆宣传。在孔子时代，都是深葬，但是不立碑，不树坟头的。目的就是不要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老前辈们尚且如此开通，后人没有理由“以自己给后人的不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迁坟之后，实施了墓园管理，若是农民愿意实施火葬的话，各地都修建了墓塔，用以供奉骨灰。
墓地树木很多，环境优雅。加上土改政策，人民群众心里是不是高兴很值得考虑，但是大家至少能够勉强接受“官府”的倡导。
文人们最怕的就是死后不能“彰显名声”，若是让自己的坟墓被人敬仰，而且实实在在的给后人造成不可避开的麻烦，他们其实心里面还是很爽的。人民党新做法很可能符合了“大圣至贤先师孔丘”时代的传统，但是却完全抵触了文人的期望。所以攻击人民党的“丧葬改革”，文人们倒是完全发自内心，发自至诚。
官员们也不能接受墓葬改革，他们竭尽全力当官，就是要彰显自己，给家族争光。证明自己的存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别人添乱。而且好不容易当了官，死了之后连个坟头都没有。或者自己与那些普通老百姓躺在同一片墓地里面，光凭想象就能让不少北洋官员们怒发冲冠，仰天长啸。
对于人民党的政策攻击一定要联系实际，蔡元培等人还推出了诉苦会。有几位“遇害文人”的遗属，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做了个人家史的回顾。
“鄙人的祖父当过江西地方上的学政，荒年时候祖父缓收租，等到年景好了。让佃农把欠下的租子补上。这是写了契约，按了手印的。佃农们拒不交租，还起来闹。鄙人的祖父不得不请官府出面，官府抓了些刁民。有些刁民被放了后，自杀了。人民党的乱党到了江西之后，刁民告状，他们就把我祖父抓去，公审之后当众砍头。那些刁民们甚至不让我家收尸，对着我祖父的遗体拳打脚踢。呜呜……”说道伤情处，“遇害文人”的遗属放声大哭，泣不成声。
“我家伯父考上了进士，一日行路，有刁民抢道。祖父的属下训斥了刁民，那些刁民竟然无视尊卑，出言不逊。我家伯父不得已，命人教训了刁民一番，他自己身子不顶事，突发疾病死了。人民党到了我家乡之后，竟然说我祖父杀人，要给刁民赔命。我家伯父堂堂进士，学富五车，竟然要给一个重装车驾的刁民抵命？天下有这个道理么？”
一桩桩，一件件，读书人哭诉着血泪史，声讨人民党无视尊卑，无视传统，将尊贵的读书人等同于目不识丁的刁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同一等级之内通行的规矩。不同阶级之间怎么能够这么做？
“人民党吆喝着平等，实际上他们绝对没有平等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