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安庆战役进行的比第一次还要轻松，人民党两天走了200多里路，赶到了安庆城附近。早上安庆的城门打开之后，侦查部队就化装成百姓夺取了城门。工农革命军本来就对安庆的城市情况非常熟悉，情报人员又提供了详细的湖北新军驻扎地图。一团进城围剿敌人，四团围攻敌人在城外的据点。把一千多湖北新军给堵在了各个据点里头。
湖北新军万万没想到黎元洪协统带着五千多新军前去剿灭“叛匪”，而七天后上万叛匪居然“奇袭”了安庆。湖北新军也是有作战经验的，他们参加过一些“剿匪”行动。以往的“剿匪”中他们不是没有遇到过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土匪”，只要新军拉出来坚定的与“土匪”对射，土匪们被打死些人，立刻就崩溃了。新军随后追击，没有不大获全胜的。
面对从未见过的工农革命军，有些湖北新军部队按照习惯的方式列队出击。工农革命军没接受过排队对射的军事训练，官兵们依托着各种掩体和湖北新军对射，于是列队对射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湖北新军没想到“匪众”居然敢和官军对射，刚交火的时候他们还能坚持。工农革命军的部队开始包抄侧击之后，湖北新军就顶不住了。他们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比那些曾经击败过的“土匪”强到哪里去。当身边的战友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倒之后，湖北新军的官兵心里头同样充满了恐惧，在枪林弹雨里头，他们也会经受不住恐惧的压力，转身就跑。工农革命军对湖北新军的溃兵进行追击的时候，那些胆敢出门应战的部队连据点都保不住。
倒是有军官比较聪明，看着数量巨大的敌人，他们想依托据点负隅顽抗。军官们躲据点里头，背对着数倍与自己的敌人，向着神色惊恐的湖北新军士兵大声说，叛匪玩的是“围魏救赵”的把戏。只要坚持到黎元洪协统大人赶回来，叛匪们就完蛋了。
工农革命军对此早有准备，这次合肥战役里头抓到的俘虏里头有不少中低级军官，他们本来就在战斗里头被吓破了胆。看到工农革命军在战斗结束之后尽力救治湖北新军受伤的官兵，又知道黎元洪协统都投降了，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合作态度。工农革命军向这些军官保证，只要他们帮着劝降安庆里头的湖北新军，打下了安庆之后就会释放他们。有些中低级军官心思比较活络，既然已经乖乖当了俘虏，那也不再讲什么气节了。再说，啥气节都没有被立刻释放更有吸引力。
湖北新军属于文化教育比较先进的新军部队，官兵们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军官们向新军士兵解释战国时期齐国人“围魏救赵”的军事智慧，却没想到工农革命军学的却是楚汉相争时候汉军“四面楚歌”的故技，出去不过六七天的几十名新军中低级军官出现在工农革命军的队伍里头开始劝降。“围魏救赵”的说辞不攻而破。亏了新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这些“降军”组成的“劝降队”拿着写好的稿子向着战友大讲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政策，那也是情真意切有条有理。
湖北新军虽然比不上工农革命军的战斗意志，不过身为军人，投降总是能引发的羞耻感的。他们虽然没有向荆楚老前辈项羽那样选择玩命突围，却也不肯轻易选择投降的道路。
为了有效的消除新军羞耻感，工农革命军不得不往湖北新军的据点头开了几炮。于是新军接受了工农革命军要求“谈判”的要求。双方的军事负责人进行了理性和开诚布公的谈判。大家最终达成了两点协议，第一，湖北新军正式向工农革命军投降。并且举行一次投降仪式。第二，投降仪式结束之后，湖北新军立刻携带个随身的非军事用物品离开安庆，工农革命军不得阻止。凡是需要搬运的“所谓个人财物”统统得留下来。工农革命军对此说的清楚，“你们跑来安徽打仗，根本不可能带什么大件。这些大件肯定是你们搜刮当地百姓的财物。我们不追究你们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已经很仁义了，东西你们不能带走。”
陈独秀他们进了安庆城的时候，工农革命军刚与湖北新军达成了谈判协议。陈独秀对于第二条内容并没有太多的意见，他偷偷询问104师的师长华雄茂，为何第一条就是必须举行投降仪式。华雄茂心情不错，所以回答了这个愚昧的问题，“名不正言不顺啊。”这个回答让陈独秀羞愧的满脸通红。
受降仪式是陈克规划的，其实就是湖北新军与工农革命军都列队站好，湖北新军的军官交向工农革命军交出军旗，然后士兵们依次把自己的枪给交了。工农革命军已经夺取了长江对岸不到一百人把守的渡口。整个受降过程中，工农革命军保证湖北新军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受降仪式结束之后，湖北新军的官兵就被工农革命军送过江去，之后湖北新军就可以自行安排以后的事物。
仪式这种东西看着简单，但是真的搞起来的时候很不轻松。得知自己人身安全和个人财物得到保障后，大部分新军还是真心的松了口气。投降就投降呗，大家总不能白白的送死吧。当两军都列队，湖北新军作为降军排着整齐的队列，在上万胜利者目视下，按照军阶秩序交军旗，交武器的时候。湖北新军里头有一部分性子比较认真的人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感。他们脸色惨白，手臂微微发抖，很多人进行投降仪式的时候眼里头噙着泪水。那是屈辱和痛苦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