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临淮侯还是魏国公出任南京守备勋臣这种事情，说实话高务实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南京三大巨头，真正管事的南京兵部尚书，代表皇帝监督南京众官的，是南京镇守太监，至于南京守备勋臣，其实大多数时候也就是挂名而已。毕竟南京治下的勋贵比起北京勋贵来说，只有更烂，绝无更好，这一点看看当初倭寇肆虐时南京及周边卫所兵的表现就知道，根本不用对他们的战斗力有半点指望。
南京守备勋臣当然也不是只能管理那点卫所兵，实际上还对“客军”有一定的制约能力，譬如刘显当时镇守狼山，就属于南京直接分管的四川籍客军，他需要仰仗南京方面协调调度、后勤补给等，所以南京守备勋臣在名义上也是他的上级，如果克扣他的补给，他也是很难受的。更甚一步就是像徐鹏举这样，直接向南京兵部告刁状，说他不听调遣、为非作歹等，一般而言南京兵部会给南京守备勋臣这个面子——毕竟人家是上级，也是自己的同僚不是？
但南京守备勋臣平时的“功能”也就仅止于此了，除非高务实现在突发奇想要去南方圈地，其中涉及了卫所下辖的地区，那倒是南京守备勋臣有权力协调甚至拍板的，否则他没有丝毫用得上人家的地方——既然没有利用价值，当然也就不会在意。
不过，李宗城既然代表李言恭眼巴巴的靠上来，高务实也不会故作清高的拒之门外，摆出一副我三伯做事完全是公事公办，谁做南京守备勋臣，朝廷自会从大局考虑的模样来。
不言利，只言义？那是脑子有毛病，绝非他高侍读的风范。
高侍读的风范是，没有利益，创造利益也要争取。
南京守备勋臣能创造什么利益？
嗯，短期利益好像真的很难找，倒是长远利益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就譬如说刚才提到的圈地——南京，或者放宽泛一点说东南诸省——卫所占地是很多的，其中田地当然不少，但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些烂七八糟的“烂地”。那些地放在一群丘八大爷手里根本创造不出什么价值、什么效益，更别提这群丘八大爷现在兵不兵、农不农、工不工、匠不匠，简直是一群四不像。
但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烂地，在高务实的眼里，有很多都是极具价值的。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矿山和海港。
卫所辖地有很多地方都有矿山，这些矿山有些已经或者甚至早就有了开发，而更多的则是完全没有开发。即便是其中被开发了的部分，开发程度也是极地，在高侍读眼中，那种开发水平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稀烂。
用脚指头都能知道，这群卫所大爷又不会做生意，挖矿的直接原因，在早年仅仅是为了满足卫所武备所需——譬如开铁矿冶铁制造武器盔甲这种。后来卫所越来越烂之后，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兴趣搞了，很多矿就随之废弃，个别交通条件和开采条件都比较好的矿，则被他们挖来直接卖钱，创造卫所收益了——当然究竟是给卫所集体创造收益，还是为部分卫所军官创造收益，那真是懒得多说。
这种零打零敲的低层次开采，在高务实看来，完全是暴殄天物。作为一个后世主管过一地经济的小干部，他虽然在现代社会中管理层面很低，但架不住思维超前了几百年，对于区位优势”、“核心产品”、“系统工程”、“产业链”之类的词汇总是深有体会的。
要是他有足够的权力和财富，他就可以把后世马鞍山附近搞成钢铁中心，在苏州那样的地方搞时尚高端服装和布料出口产业，在松江搞造船工业和国际贸易港等等，不一而足。
但眼下，搞这些东西都还只是奢望——好听一点叫远景规划，没有那样的条件支撑他去实际操作。
大明实行南北二京制，南京乃是留都，甚至在理论上而言，应该算是正式首都。这也是崇祯煤山上吊之后，大明很多文臣不肯死在北京，反而跑到南京殉节的原因之一。
南京留都，拥有除皇帝本人和内阁之外全套的朝廷机构，皇宫和六部、都察院等，都是一直保留并且实际启用的(当然皇宫由于没有皇帝，只是处在低层次保养维护状态)。
之所以总说南京三大巨头，是因为南京留都的特色守备制度，它实际上分为内守备和外守备以及参赞机务。
内守备，就是南京镇守太监，由中官出任，最有名的南京镇守太监是郑和。
外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皆武臣。
而文臣者，必是南京兵部尚书，并加“参赞机务”。
按照这个最初设置来看，仅仅只是“参赞机务”的南京兵部尚书的地位原本最低，但是跟北京方面一样，文臣地位提升之后，参赞机务的南京兵部尚书反而成了权力最重的那个人。
外守备和协同守备按例都是勋臣担当——说到这里，就可以解释一下为何徐鹏举一出事，临淮侯长子李言恭就急急忙忙来京了。
早在嘉靖末年，徐鹏举就是南京外守备，而协同守备则正是临淮侯李庭竹。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因为南京振武营兵变之事，南京三巨头(实际四人)都吃到了惩罚：外守备徐鹏举策励供职，协同守备李庭竹闲住，南京兵部尚书张鏊致仕，内守备何绶降sān_jí征还。
这一次，最倒霉的是张鏊，直接被勒令退休；其次是镇守太监何绶，连降sān_jí不说，被召回北京宫中，丢了大权；再就是协守李庭竹，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