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伏牛，原姓郭，小名六郎。河南嵩县人，幼年家中遭灾，被送进少林寺打杂三年。又遇旱，寺收锐减，不得已离寺谋生于临近新郑，卖身高府六房，留庄务农一年后因孔武有力改调煤矿，一年后入选护矿队，又一年后升护矿队副支队长。
万历十四年，年十九，轮调京师训练，因表现优异入选骑丁，次年升棚长，改主姓高氏。万历十七年任排长，万历十九年任连长，万历二十一年任营长。其于万历十九年因军中骑丁比武大会问鼎而获赐大名“伏牛”，此为高务实取其出生地伏牛山为名。
时年二十五岁的高伏牛比家主高务实还要年轻，且作为骑丁比武年度冠军，他的马术、马战、骑兵战术等能力都是京华骑丁之中的佼佼者。所谓艺高人胆大，此刻他的表现正完美诠释了这个道理。
以三百人之劣势兵力，他不仅要去和约千骑杀来的蒙古精骑较量，而且敢放话“去去便回”，自然不仅仅是仗着一腔血勇。事实上，京华骑丁除了因为厚饷重抚、严训肃令带来的凶悍之外，还配备了此战特别准备的手雷。
战前，高务实因为布琼尼文章的启发，将本来为数不多的手雷集中起来配发，其亲卫骑丁当然是会拿到的。虽然此次骑兵出阵来得匆忙，携带的手雷十分有限，但好在是集中配发，五百骑丁还是每人分到了三颗，用得好的话，效力还是不会差的。
此时高伏牛请求出战，高务实身边的一众秘书也都劝他同意。战时不比寻常，来不及左思右想，高务实大手一挥，批准了高伏牛的出击。
高伏牛大喝一声“领命”，立刻带着点选的人马一边缓缓前移，一边赶紧列阵。
与高务实中军亲卫主动准备反击几乎同一时间，中军的实际主将叶邦荣从前方派人来汇报，说发现后阵脱节，蒙军有从背后配合正面前后夹击的可能性，因此他请示调动作为预备队的一千人反身杀敌。
庶弟高务若、高务正都支持叶邦荣的想法，但军务秘书阮福源认为不必太急。阮福源虽然在军务秘书任上主管海军而非陆军，但他爹本来就是玩陆军的，他也不是不懂陆军。
此时他的观点是既然高伏牛已经信心十足的上去了，指挥方面应该对他报以同样的信心，一切评估或者新的安排都应该等他交战之后再说。具体到叶邦荣这一千预备队，不妨先命其靠近经略大纛，接手高伏牛离开后的核心防卫任务，做好接应准备，以待战况发展。
高务实选择采纳阮福源的意见，命叶邦荣先把这一千人派过来接手防卫。叶邦荣立刻照办，但他本人没来，而是继续在阵前就近指挥。
事实上此刻阵前的指挥已经很困难了，倒不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而是冷兵器接战之后一般就很难进行有效调整。防御力超群的重装步兵还好办一点，依靠严格的军阵可以做到诸如“且战且退”之类的战术变动，但骑兵就麻烦一些。
以骑对步要调整比较容易，毕竟骑兵如果要撤，步兵是不好拦的。以骑对骑就不同了，尤其是明军骑兵在速度上不及蒙古骑兵，撤退意味着要被人撵着打。
因为这些原因，叶邦荣一直在一线直接调配兵力，哪里位居劣势要补人手，哪里占了优势要想办法突破等等。保护经略虽然很重要，但前线如果打得够好，直接击破了敌军，那保护经略这个任务本身的价值其实就大大降低了。
高伏牛反身迎敌，叶邦荣握奇回调[注：握奇昨天在说阵法时有解释]，这样的动向当然瞒不过同样坐镇中军而不是亲临一线的布日哈图。
布日哈图微微抬起下巴，吩咐左右道：“高举九斿白纛，连续九次。”左右人立刻执行。
这个动作出现在军阵之中并不算特别起眼，一般就算明军发现，也只会以为对方在鼓舞士气，不会过于瞩目。然而，这个举动却是布日哈图与布延黄台吉事前约定好的，意味着布日哈图通知后者，可以行动了。
布延黄台吉亲自率领三千人游荡在右翼最外围，原本看来是防备环形山那边的五千明军“伏兵”，实际上他们除了这个用途之外，另一个用途就是执行骑兵最为常见的侧翼掩杀。
布日哈图知道明军已经半具装化，抵近肉搏的能力势必强于蒙军，如果只寄希望于所谓勇猛就想达成李世民昔年那种卷旗过营，势必异常艰难。
因此，他一开始的打算就是利用这支看似为了防备环形山明军存在的最右翼游骑来对明军左翼进行侧翼冲击，以此作为此战的杀手锏。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布日哈图甚至把自己的白缨亲卫八成都交给了布延黄台吉掌握。
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布延黄台吉原先既然是与明军“伏兵”对峙，他一旦去侧击明军左翼了，这支高达五千人的伏兵又岂能坐视不理？如果这支伏兵直接冲下山来，难道不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吗？
当然会，但这里有个时间差，另外还有因为装备不同而带来的指挥差异。
此地的环形山虽然谈不上高峻，但从山上跑到山下也需要小半柱香的时间，而且布延黄台吉也不会蠢到将自己恰好置于山脚，肯定也要拉开一段距离。
这个举动在山上的明军看来也是很合理的，因为谁都不会指望敌军蠢到在山脚等着自己从山上仗着地利冲杀下去而硬抗，所以明军方面对此默认了。这样一来，山上的明军和山下的布延黄台吉之间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