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一直认为，所谓“张居正改革”不仅用词过于狭隘，本应该归于“嘉隆万大改革”之中却仅仅提到一人，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治标不治本，根本没有深入，无非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整体上来看，明明从始而终都是想要为国家财政续命，却又根本不敢挤破脓包再上药，最终自然只能半途而废。
这场针对已然满身肿瘤的大明朝的手术，其失败根源不在于主治医师张居正之死，而在于这位主治医师一开始就决定只进行保守治疗，不进行手术切除肿瘤、不进行放疗化疗，而是给点消炎药、止痛药就算了事，撑不撑得下去全看体格、意志，以及老天爷。
但凡还有其他办法可想，拼运气就从来不是高务实的选择项，所以他选择提前摁死张居正，亲自操刀进行系统性治疗，也就是“深化改革”。
从军工体制到驿站系统，从一条鞭法到商税必缴，从开关通商到收拢财权……高务实一步一步坚定地走来，虽然成效卓然，但也逐渐艰难。
眼下摆在他面前的粮长制度，便是改革深化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拦路虎。实际上，粮长制虽然在朱元璋刚刚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但其从人人趋之若鹜演变成如今的唯恐避之不及，本身也昭示着大明朝内部的问题愈发严重，几近于病入膏肓。
首先就是土地的不断兼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权贵有办法避税，导致公粮越来越难收。大明养了一堆王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来越多。王爷们的土地有多少，前文已经多次举例，此处不再赘述。
与此同时，官僚、勋贵集团也仗着手中的势力不断地抢占土地，徐阶在老家松江的那档子事想必不用再次介绍。这些权贵享有各种政治特权，可以减免赋税，甚至不必纳税。
又或者有些大太监，因其权势滔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们家的税，但在高拱的考课法之下又不得不保证足额，于是官老爷们便把损失转嫁给当地寻常百姓。
这些事情被发现过一些，大多数得到了惩处，但高务实知道，发现的那些不过是冰山一角，没有发现的还有不知多少！而这些问题想要解决，根子上在于士绅优待，亦或者说是“功名特权”——而这，对于高务实这位六首状元而言，其实正是最不方便动刀的地方之一。
总之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纳税或者只需要纳很少的税，而穷人们又交不起税。
如此，税收开始下降，但开支却逐渐增多。尤其是嘉靖中后期以来，南倭北虏之下，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大。局面如此，粮长的任务指标加重，但却越来越难以完成，不少人只好拿倒贴自己的家产来应付。于是如朱国桢所说“家有千金之产，当一年(粮长)即为乞丐矣；家有壮丁十余，当一年即为乞丐矣。”
做粮长会做得自己倾家荡产，那自然没人愿意做。
此外，粮长的特权也在逐渐缩小。粮长制刚刚开始施行时，统筹十里八乡粮食征收，虽然弊端很多，至少权力很大。后来朝廷就把粮长职权给拆分了，有“催办粮长”、“兑收粮长”和“长运粮长”，由原本的一人包揽，变成数人乃至数十人分工。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相对来说就不太好再伸手乱来。
成祖以后，粮长定期入京述职面圣的制度也逐渐废弛，做粮长见到皇帝被夸奖而授官的机会也没有了。
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发现做粮长不仅要赔钱，权力也小，原先乡里的土豪劣绅们自然不肯再做这赔本买卖，就互相把粮长这个差事推来推去，最终形成一些潜规则。比如粮长由几家大户轮流来当，这样粮长也就由原来的“永充”变成了“轮充”。
但即便如此，大户们也还是不高兴，于是后来又变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摊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粮长，就连小户人家也要做——既然大伙都要倒霉，那看起来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这种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黄世仁找杨白劳收税，杨白劳显然不敢不给，给不起也只好把喜儿送了；但你如果反过来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他杨白劳能够收得到？
于是，收不到税粮或者金花银的粮长们就只能纷纷“告脱”，提桶跑路去了。
实际上由于实学改革的原因，当代的粮长们情况比嘉靖末年多少还是好了一些。然而，正如之前批评张居正改革浮于表面一样，实学改革作为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能深入地方体系，尤其是没能深入社会基层。因此，在“皇权不下县”的大明朝来说，粮长问题依旧是广大农村存在严重问题的其中一个代表现象。
问题既然存在，高务实这个被看做是激进改革派的户部尚书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问。不过这件事爆发得过于突然，让高务实很难不怀疑其中有诈。
诈从何来，这需要反向推断，也是高务实一贯比较擅长的思路。比如粮长制，原先它导致很多粮长提桶跑路的一个大问题，是粮长往京师运粮的运输费需要粮长自己来出。
大明在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方粮长们原本只需要把运到南京，之后居然要运到北京，这当真是亏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条鞭法广泛施行以来，田赋税粮可以折算成金花银上缴，粮长们除掉当地衙门留存的部分之外，剩余需要上缴中枢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