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头上的标签早已是实学改革激进派，而改革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改革的目的或者说目标是什么。
说高务实的改革就是为了“出海”，这显然不对，出海是手段，是过程，但绝非目的。
改革的目标只有两个字，两个字可以组成一个词，即：富强。
大明在改革之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富强的：财富生产能力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百万大军的规模在全世界依然首屈一指。
但这种富强是一种虚胖式的富强，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表现很多。譬如民间的确有钱，但财富集中于权贵阶层，且全国不同地域地区的贫富差距非常巨大——苏州、两京等处城市之中随便打个短工都能月入四两到八两银子，而陕甘川滇绝大多数农民可能一辈子没在手里摸到过“银两”是个什么东西。
至于强大的军队，那就看你要怎么比。论规模，大明的确天下无敌，可惜规模这东西有时候并不代表战斗力。
高务实在约二十年前即隆庆年间有过估计，认为当时大明勉强具备对外作战之野战能力的军队不超过二十万，而这其中真正的精锐不超过一半，也即十万左右——几乎全是家丁或家丁式的军队。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大明的所谓富强，归根结底只是建立在巨大的国家体量上而言，绝非高务实所认同的富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体量巨大而实际效能很差，这就是说国家对于基本国力的转化能力太差。
换句话说，朝廷在制度上有严重的问题，所以高务实选择改制。
改制针对的是当前，他也是依靠皇帝、朝廷对于当前局面的不满意，才得以顺利推进那些改制。然而光面对当前而不面向未来，这样的改制归根结底只是在“末”上面动脑筋，而非涉及于“本”。
这个“本”是什么？换句话说，未来是什么？对于此时被后人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大明而言，当然是工业化。
何谓工业化？不是说他派人开了不少矿，建起了在当前算得上先进的铁厂、船厂之类就算工业化了，那太肤浅太肤浅。
工业化的本质上是建立规模化的市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产业生态。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生态”二字，也就是说这些产业需要成体系，要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有机体。
但是，建立规模化的市场，在后世来说，那需要进行昂贵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铁路、公路来降低物流成本。这实际上是一笔巨大的“沉没成本”，而且收益不高，所以这些都不是私人资本愿意干的事。
以高务实的京华这样强大的财力，修一个定南城都差点要勒紧裤腰带，指望他去修这个时代的高速公路那不是要了老命？
至于铁路，眼下连蒸汽机都没有，钢铁产能也达不到那个地步，根本就是基础产业不过关，现在自然提都不必提。所以此时京华的对外扩张、据点建设全都是依托海港来进行，就是这个原因——高务实付不起这样巨大的“沉没成本”。
按照后世经济学上的理论，要建立和发展产业生态，需要使得实体产业有利润空间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资本增密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这其中包括人、财、物的资源聚集。
在后世，通过引进成套技术来迅速建立产业生态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当然这个一般不能算沉没成本，因为这个投入产出还是非常可观的。红朝建国后，从教员时代到改开之初的四次经济层面遇到的危机基本与此有关。
高务实面对的情况与那个时候略有不同，因为红朝建立之时不仅经济一穷二白，也没有对外扩张——当然也不具备那个条件，故不可能通过欧洲列强式的掠夺模式完成资本积累。
好在高务实面对的情况比那时候总好了不少，他可以通过穿越者的技术优势在国内完成资本积累，可以通过身份地位优势结合之前的资本积累拉拢一批旧利益集团，继而形成合力开始对外扩张。
但是，扩张的目的，于欧洲而言只有掠夺，于高务实而言则还有更高需求，他需要的不是殖民地式的扩张，他需要的是“建立根据地”。
这就意味着他不能一味掠夺，他要同化当地原住民，用“归化户籍制”来将原住民转化为可以作为统治基础的“汉人”。也意味着他需要建设当地，而不是只把当地作为“单一原材料生产基地”来建设。
为什么后世在二战后独立的绝大多数国家最终都不能完成工业化？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就是“单一原材料生产基地”，不具备全面性，不能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没有所谓产业链这种东西。
他们的一切生产，实际上都是由米帝所安排的，是米帝自身世界帝国体系内的一部分，只要米帝对他们的表现有所不满，或者到了该割韭菜的时候，米帝就可以轻易卡住他们咽喉，而他们只能任人宰割。
红朝之所以能摆脱这种最悲催的局面，原因是红朝在被称为立国之战的朝战打完后，虽然很快面临鹰、熊两大势力集团的孤立，几乎成了世界孤儿，但偏偏坚持住了，没有崩溃，结果成功的完成了“去依附”，形成了自己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
至于后来毛熊崩溃，红朝以极大的战略智慧，韬光养晦加入米帝体系，在默默承受双重剥削的情况下，假意达成与米帝的所谓“战略互补”，以至于当时米帝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