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庆节闹灯会
张岳和赵红兵见面以后，相谈甚欢，约定了再见面的日子。
1986年，城里的幼儿园正在重建，因此二狗回城以后一直没上幼儿园。到1987年初，幼儿园重建完成时，二狗直接上了大班，而且只上了半年就上育红班（学前班）了，小班和中班都没上过。所以，二狗的童年不是跟着漂亮的幼儿园阿姨度过的，而是和一群成天打架斗殴的社会流氓一起度过的。因为父母工作忙，城里的亲戚又少，父母就把二狗交给赵红兵去哄，反正赵红兵无业在家，要哄同样没幼儿园可上的侄子晓波。“一只羊是赶，两只羊也是放，俩孩子一起哄吧。”二狗妈妈说。
所以，哄孩子成了赵红兵在1986年初到1987年的最主要的任务，虽然后来成了副业。但不可否认的是，赵红兵喜欢哄孩子，这是他的爱好，而他的那些兄弟显然也有这爱好。当时，二狗的爸爸被省里调用一段时间搞统计，而二狗妈妈则由于当时搞全国土地普查，结束后又去管理另一个城市的化验室，所以也不在市里。二狗就吃在赵爷爷家，住在赵爷爷家，俨然是其中的一员。
在赵红兵和张岳那次在街上见面的一个礼拜后，张岳带着他的邻居孙大伟，到赵爷爷家找赵红兵玩。
孙大伟高高胖胖，面皮白净，梳个大分头，是个无业游民。他平时话特别多，大家都叫他孙大嘴巴。孙大伟显然十分怕张岳，张岳只要眼睛一瞪，孙大伟就不敢说话了。
二狗记得那天孙大伟还带了一把吉他，从那以后，赵红兵就彻底爱上了吉他。赵红兵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从完全不会弹奏到熟练掌握各种和弦，顶多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他还收了俩徒弟——二狗和晓波。他这俩徒弟都完全不爱音乐尤其不爱吉他，但没办法，被强行收了。他这俩徒弟弹琴还都有个缺陷，那就是只会用拨片弹奏，因为赵红兵右手是残疾，只能用两个手指拿着拨片弹奏。
由于吉他的原因，赵红兵和孙大伟越走越近，借吉他玩一个礼拜，刚还回去一天就又去借，直到几个月后，赵红兵跟他几个姐姐要钱自己买了一把吉他，才不再去借了。在这个过程中，赵红兵和孙大伟、张岳三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在一起。
由于赵红兵的关系，孙大伟和张岳也与赵红兵的战友费四、小纪、李四熟悉了起来，这六个年轻人经常在赵爷爷家的二楼说说闹闹，有时候也凑钱去饭店喝顿酒。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打成帮连成块了。孙大伟的话痨，小纪的鬼点子，赵红兵的沉稳，张岳的博学多才，费四的实在，李四的厚道，都给二狗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1986年9月，赵红兵的一个北京战友来找他玩，赵红兵跟赵爷爷要了200元钱，在当时市里最有名的紫月亮饭店吃饭。当天吃饭的共10个人，除了平时总在一起玩的赵红兵和他的三个战友以及张岳和孙大伟外，还有张岳带来的邻居李武，以及赵红兵的北京战友、二狗和晓波。
赵红兵的北京战友虽然很瘦，但看起来很结实的样子。高鼻梁，大眼睛，腰板特直，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举手投足间完全是一副北京顽主的范儿。
张岳的邻居李武烫了卷发，穿着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喇叭裤、白皮鞋，这在当时挺时尚。但是当年市里以此装束示人的基本上全是小混子，李武当然也不例外。
席间主要聊的是他们当兵时的一些事儿，没当过兵的几个人也饶有兴味地听着。他们越聊越开心，越喝越激动，好几个人醉得哭了起来。最后，一桌人全喝多了，只剩下俩明白人——二狗和晓波还在抢酱牛肉吃。
孙大伟提议，八人结拜兄弟。正处于感情汹涌澎湃、勃发状态中的其他七人全部同意，当场跪地拜了把子。其中赵红兵年龄最大，小纪第二，张岳第三，费四第四，孙大伟第五，李武第六，赵红兵的北京战友第七，李四第八。结义拜把子，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流行这个。
这顿极其偶然的聚会，把这八个人的一生全部改变了。
从此，当地有史以来危害社会时间最长、名气最响亮的黑社会团伙诞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并不严密，比较松散。在这八个人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哥，都只是朋友、兄弟而已。赵红兵之所以后来被其他人认为是这个团伙的领袖，是因为他沉着稳重、思路清晰，很少主动生事，兄弟们都愿意听他的话。但他并不是这八个人里面绝对的老大、绝对的权威。
正是这样的组织形式，使他们这些人几乎同时成名，而松散的结构又便于每个人拉拢一大批小弟开展自己的“事业”。成名以后，这些人虽然来往密切而且互相帮助，但所涉足的行业并没什么相关性。
当然，后来演变成流氓团伙，在他们结拜之初肯定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那天，他们还用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带来的相机拍了一张黑白照片，晓波按的快门，拍得歪歪斜斜，赵红兵坐在最中间。这是这个组织的第一张相片。
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在他家一住就是半个月，他俩关系相当密切，在当兵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朋友。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们就把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叫“小北京”吧，大家都这么叫他。
1986年10月1日，刚刚拜了把子的八个人决定一起去广场看花灯、猜灯谜。国庆后小北京就要回北京了，所以，在去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