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桥32号，老虎桥监狱。
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老虎桥监狱，在宣统年间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其悠久的历史并没有给这片古旧的建筑群增光添辉，相反，那份沉淀处处散发出腐朽的戾气，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留下的是神秘和恐惧。
老虎桥监狱现有监房150间左右，可容纳犯人近3000人。
南京沦陷前，老虎桥监狱收纳犯人有1000多人，除了一部分政治犯，其他的均是经过了国民政府南京法院审理后的获罪之身，国民政府撤退之际，对老虎桥监狱的罪犯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在政治犯的处理上，一部分莫须有的统统释放，一部分证据不清但疑点重重的继续羁押，一部分顽冥不化的行刑于雨花台，还有少量的有价值的被押解至重庆；在非政治犯的处理上，校长亲自签发特赦令，除了杀人越货等社会危害程度大的重刑犯继续羁押外，其余的获罪轻者统统释放，因而，老虎桥监狱并没有因为政府的撤离而清空，依旧滞留着两百多名的“罪犯”，继续发挥着它的关押改造之功能。
有罪犯就必须有管理，最终，原老虎桥监狱的副典狱长聂伯轩被迫留守于此。
南京失陷后，最先占领老虎桥监狱的是日军第十六师团一步兵小队，日军接管该监狱后，由于聂伯轩和他的十多名狱警占尽了地利人和，日本人并没有为难他们，而是继续留用，只不过，聂伯轩成了名副其实的副典狱长，专门协助典狱长武内二郎管理监狱。
武内二郎的官阶很低，只是日军南京宪兵司令部的一名上尉参谋，这样的级别即便是作战部队的编制，充其量也只能领导一百多名士兵，然而，加上派驻老虎桥监狱的日军小队，武内二郎辖下三百多号人，这还不算犯人，于是武内一下子成为了南京城同级别中管理人数最多的军官！随着日军对沦陷后的南京城彻底的清剿，疑似中国军人的“嫌犯”被大量挖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被塞进了这所监狱，最多的时候，已人满为患，远超过了它承载的极限……此时，武内二郎充分彰显出他至高无上的权力，经由他之手核准的枪杀名单很快被执行，接着又有嫌疑犯被关押进来，如此反反复复……因而，老虎桥监狱似乎总是保持着某种动态平衡！
可是，在这里关押的全部嫌犯中，竟也有人是他动不了的。
起码，该监狱的甲区嫌犯他无权染指。
他负责的老虎桥监狱，对甲区的嫌犯仅仅是担任着托管的义务。
在甲区的关押嫌犯中，更有一名嫌犯是被武内二郎奉为上宾的，甚至连提审的权利都被剥夺。
他就是甲区八号监房的刘起雄。
隶属87师的260旅少将旅长刘起雄，毕业于黄埔二期步科，曾就职于校长的警卫军，可谓是嫡系中的嫡系，南京保卫战期间，奉命率部于城外工兵学校构筑阵地阻击日军，12月9日即遭遇日军第九师团吉住良辅部的先锋部队，数天的激战，阵地几经易手，最终不敌，被迫退至城内，刘旅长化妆成一名普通老百姓混迹于安全区的难民中，后被日本人以疑似中国军人清理出难民队伍，由于年纪稍大，又没有确凿证据，被日军征为挑夫。
后来，他身上的枪伤化脓，不得已，刘起雄偷偷脱身潜入了鼓楼医院，正当他以为可以逃过一劫时，他的一名年轻部下揭发了他。
刘起雄很快被揪出，羁押于老虎桥监狱，在双方的对质下，刘起雄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从普通监房立即转移至甲区八号监房。
刘起雄的被捕，震惊了日本军界，毕竟，他是中国全面抗战以来，首位身陷囹圄的中国将军。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亲自指示森川承办。
第二天，鹰机关就接手了此案。
对于刘起雄的处理意见，日军军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认为必须斩立决以儆效尤，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意志！然而，这样的声音很快被第二种声音掩盖，其中以松井石根为代表，他们认为，策反这样的中国高级军官更能瓦解中国国民的斗志，并可以起到示范带头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如此级别的中国军人，毕竟掌握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一旦争取过来，效用不可估量！
鹰机关的机关长森川将军正是以这样的思路开始了策反刘起雄的工作。
森川第一次提审刘起雄，几乎无功而返，他晓以大义陈清利害费尽了口舌，刘起雄依旧不为所动，他对他的身份供认不讳，其它的一切，皆三缄其口。
第二次提审，森川诱以厚利，刘起雄还是我行我素。
第三次提审，森川在征得松井石根的同意后，对刘起雄施以酷刑，照例收效甚微。
在这之后，沮丧地森川决定另辟蹊径。
经过一段时间细致的工作，森川很快获知刘起雄在上海的家庭住址，在求得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的帮助后，进展非常顺利，刘起雄夫人江碧秋很快在上海被捕获，正当森川信心满满的时候，岩井的一个电话让森川如坠冰窖：押解江碧秋的专车奇异失踪了，江碧秋不知所踪。
唯一的线索，是领事馆武官——专司押解的山口秋山所驾乘的轿车已进入南京城。但是山口秋山音讯渺渺，自此人间蒸发。森川命古屋杏子少佐在南京城广撒眼线，行动队马上有人反馈上来了信息，声称在南京城亲眼所见那辆35年水星款福特轿车，并称开枪击伤了驾驶该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