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出了乱子，并波及到四川。
咸丰八年，经金瓶掣签，十二世**喇嘛成烈嘉措“坐床”，热振活佛摄政。热振此人，自负自大，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天天对着噶夏政府颐指气使。咸丰十年，双方矛盾激化，热振以“与廓尔喀私通书信”为由，将首席噶伦夏扎抓了起来。
夏扎虽然身陷囹圄，却依旧手眼通天。他联络上了黄教六大寺之一的甘丹寺，甘丹寺主持贝丹顿珠表示效命。这甘丹寺为黄教之祖宗喀巴手创，算是黄教的祖寺，非同小可。贝丹顿珠又替夏扎勾连上了同为黄教六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哲蚌寺亦表示支持夏扎。哲蚌寺为黄教最大寺庙，在拉萨，和甘丹寺、色拉寺鼎足而三，号称“拉萨三大寺”。这样，等于拉萨的世俗政权和宗教势力，联起手来，一起站在了热振的对立面。
同治元年，哲蚌寺举行“哲蚌日扎”法会，以“摄政减少了法会的布施”为由，向热振发难。甘丹寺立即桴鼓相应。事情愈闹愈大，当年的祈愿**会被迫延期。
见不是个事，班禅那边儿的人，出来做和事佬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派出“司膳官”卓尼和为代表，折冲斡旋。如果班禅本人出面，拉萨这边儿，大约多少要卖个面子，一个“司膳官”，谁搭理你？自然无功而返。
热振政令不行，拉萨基本上处在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中。
补充一句，此时**六岁，班禅七岁，离“亲政”的日子都还远着，只好看着下边儿的人胡乱折腾，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夏扎一派，觉得嘴皮子磨够了，火候差不多了，可以动手了。
甘丹寺和哲蚌寺僧人。突袭关押夏扎的尼木嘉切寺，将夏扎抢了出来，驻节于甘丹寺，并严密护卫。
夏扎立即发表声明。历数热振之过，并宣称奉**密谕，废除热振的摄政之位；另宣布成立“甘哲仲基”——一个类似“僧俗联席会议”的组织，取代热振，处理拉萨和前藏的一切政务。
同时。磨刀霍霍，组织了一支包括两寺僧人和康巴商人在内的武装，准备攻打热振驻节的席德林寺，武力消灭热振势力。
不过，动手之前，还得看看驻藏大臣的眼色。
彼时的驻藏大臣叫做满庆，昏庸颟顸，事情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他才派员“查办”。负责其事的是粮务委员李玉圃、游击唐怀武、把总马腾蛟，以李玉圃为首。
夏扎和热振。两边儿都向驻藏大臣叫屈，但夏扎和李玉圃勾兑得好，李玉圃回报满庆，尽派热振的不是。于是，满庆下了札子，将热振大大斥责了一番。
夏扎方面放下心来，开始大动干戈了。
甘丹寺和哲蚌寺僧人，私自打开布达拉山的兵器库，取出大炮，轰击席德林寺。热振下令反击。但究竟寡不敌众，只好携了摄政的印信，逃往内地，到北京去“告御状”。
不过。没等热振到达北京，满庆的折子就抢先到了：奏请革去热振“呼图克图”的名号，注销敕印，并请以夏扎代替热振，出任摄政。
彼时还是恭王当政，西藏天高皇帝远。情况不明，自然以驻藏大臣的意见为准；另外也想着，既然已成事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就准奏了。
可怜热振，到了北京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免去了摄政之职，呼告无门，又不能返回西藏，几乎流离失所。后来，军机处给理藩院打了招呼，他才算在妙应寺中安顿下来，不过，寄人篱下，日子实在不怎么好过。
恭王对此事的处置，关卓凡大大不以为然。
西藏不是朝鲜、越南，不是中国的“属国”，而是中国的“属土”。自福康安奏请实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之后，驻藏大臣的角色，不再只是雍正年间的“监督藏政”，也不再是乾隆早期的和**喇嘛“共理藏政”，而是作为皇帝的代表，以钦差的身份，“总览事权，主持藏政”。
高宗、仁宗、宣宗，都曾反复强调，西藏“一应事件”，**以下，均须“遵照钦差大臣指示办理”，“禀命驻藏大臣办理”；非但如此，“一切陈禀”，**、班禅、噶伦，皆无权“直禀朝廷”——必须由驻藏大臣转奏。
就是说，**、班禅，虽然在礼仪上和驻藏大臣“相敌”，但实际上，他们不但是皇帝的属臣，还是驻藏大臣的属员。
驻藏大臣除了拥有西藏的外交权、防务权，还拥有行政、人事、司法、财政的最后决定权，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藏的最高军政长官。
驻藏大臣对西藏，完全不存在什么“不干涉内政”的问题。
满庆庸懦颟顸，偏听偏信，放纵西藏内部的争斗；恭王则息事宁人，对争斗的结果予以承认，这么做，必然大大削弱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启不逞之徒的野心，属于自废武功的昏招。
事实上，彼时朝廷虽然在英法手上吃了亏，但在西藏的权威犹在，如果驻藏大臣对夏扎、贝丹顿珠等人严词训斥，勒兵以待，西藏的内乱是起不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敢造反。
热振固然是个笨蛋，但他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摄政，就算要换，也得朝廷来换，绝不能允许谁力气大谁就抢过去做！
关卓凡以为，恭王如此处置，后患无穷。果然，不出一年，西藏就再次出了状况，这一次，把四川也扯了进去。
夏扎不仅脱却缧绁，还反过来攻倒热振，取而代之，最关键的外援，乃是甘丹寺主持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