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认为，慈安是真正的“贤后”。~~~~她的贤德，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
作为妻子，慈安对亡夫留下的两个妾——慈禧，尽力支持其治国理政；丽妃，尽心保护之、照应之，视其女若己出，甚至给予两母女规格的名分和待遇。女人天性中必然的“嫉妒”二字，在她身上，似乎是不存在的。
作为母亲，穆宗对嫡母的信任、亲爱，远生母。
作为母后皇太后——许多人都忘记了，慈安才是这个老大帝国的最高和最后的决策人——她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听政，知人善任，上下相得，一步一步，国家敕平大难，于百废待兴中展起来，终有“同治中兴”之局面。
可以说，慈安主政的二十年，是晚清最好的——至少是扭转颓势、奋力上行的——二十年。
还有，慈安在世的时候，对于慈禧，除了尽力支持她治国理政外，亦有效地遏制了其天性中的负面因子。国家和慈禧本人，能够在这段时间取得重大成就，慈安对于慈禧的有效约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关卓凡认为，慈安对国家，是有重大历史功绩的，史家对她的评价，是过低了。她的身影，被后世对慈禧的赞誉、责骂和各种颜色的涂抹遮蔽着，显得过于淡漠了。
后世如此，时人亦如此。
惇王、宝鋆之流，看慈安，就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脑筋不大灵光的女人。所以。他们断定。慈安一定会入他们的彀中。
可惜，我认为你们看错了人，所以，你们必然要在这上边摔个大大的跟斗。
当然啦，如果你们造的“谣”，母后皇太后打一开始，就根本不信，那是最理想的。
嗯。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其实非常简单，这个“谣”，如果是第三者说给母后皇太后听的，她震惊之余，不排除将信将疑的可能；但如果是俺或者圣母皇太后主动说给母后皇太后听，你们说，对于这个“谣”，她还可能有一丁点儿的相信吗？
只会剩下对造“谣”者的义愤填膺了吧？
“谣言”没有出来，俺当然不能主动去向母后皇太后传自己的“谣”——“不敢壅于上闻”，只能在“谣言”出来之后再做。可是。“谣言”出来后，如果已经传播开来——不论范围大小。俺再说给母后皇太后听，哪怕俺是第一个说这个事儿给她听的人，也会让人觉得是“被迫为之”。因为，你关卓凡不说，自然会有别人来说。
所以，此事关窍，在于“谣言”出世的那一刻，俺的人必须在现场——要成为个“谣言”的受众。与此同时，要将“谣言”的进一步的传播，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种情况下，俺向母后皇太后主动汇报此事，才会显得光明磊落，才真正叫“不敢壅于上闻”。
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有点拗口，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明白了：我必须是“捉贼拿赃”的那一个人。
关卓凡说道：“贴这个无头揭帖，估计也是那个‘聚贤馆’的活计——加强对‘聚贤馆’的布控！你回去跟张成林说，叫行动队二十四小时待命。嗯，最好在‘聚贤馆’所在的……哦，盆儿胡同——租个房子，行动队住一部分人进去，以争须臾，不失时机。”
“行动队”指的是“军调处行动队”，专门执行军调处的暗杀和缉捕“极度危险人士”等“高难度动作”任务，负责人是我们的老熟人，原近卫团的二号人物张成林。军调处成立后，关卓凡割爱，将张成林调到了军调处，出任行动队队长。张成林身手娴熟，心狠手辣，和陈亦诚搭伙计，算是相得益彰。
之所以要行动队守在“聚贤馆”旁边，是因为只有这样，“聚贤馆”的人一旦有所举动，行动队才能够第一时间贴上，一路跟到现场，然后“捉贼拿赃”。
不然，因为无法确定“聚贤馆”的人会在哪儿张贴无头揭帖，而这个地方，若距军调处朝阳门内大街“敕命轩军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城办事处”的驻地较远的话，探子来回传话，必定迁延时机，无法做到“捉贼拿赃”。
“聚贤馆”的人，毕竟都是身上有功夫的亡命之徒，逮捕他们的差使，不大适合普通探子来办。
陈亦诚说道：“是。盆儿胡同的房子，因为要就近监控‘聚贤馆’，我们早就租下来了，爵帅一切放心。倒是要向爵帅请两张手令，一张给步军统领衙门的阿尔哈图总兵——标下想请阿总镇派几个得力的兄弟，和军调处行动队一起办差；另一张备而不用——行动队办差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阻碍，再拿出来用。”
关卓凡明白陈亦诚的用意：军调处在北京城，毕竟没有台面上的执法权，要拉步军统领衙门的人充幌子；还有，“捉贼拿赃”的现场，未必在自己人的辖区内，到时候逮捕行动是有受到干涉的可能的——如是，要搬关卓凡出来“镇场”。
关卓凡点了点头，说道：“你想的很周到，手令我现在就写。嗯，到时候，如果真有人不开眼，敢打横儿，你们尽管开枪，不要有任何顾虑——包庇谋逆嫌犯，格杀勿论！”
“是，谨遵爵帅钧命！”
“还有，我得给睿王写一封信，”关卓凡微微一笑，“你说，这封信，该怎么写才好？”
“标下以为，爵帅说的‘捉贼拿赃’，不仅是办‘揭帖案’的方针，也应是办‘落药案’的方针——如果敖保尚未犯案，就捉了起来，他必抵死不